我们熟知季羡林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是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专家。依照这些称谓，毫无疑问，大家都认为季羡林先生一定是一位每天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和创作的学者，而对于季羡林先生无论在创作、研究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睿智和幽默却知之甚少。
事实上，季羡林先生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是一位极富有幽默感而且十分睿智、达观的人。
大家都公认季羡林是大学问家，但是，他对自己的学问却用这样幽默诙谐的语调概括说：“我虽然是一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用这样轻松诙谐的语气概括世人对自己的误解，我们不难从中领略到季羡林先生的幽默性格了。
季羡林对自己的幽默也有认同，他对自己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自己好比一个铁皮暖瓶——外表冰冷，内心很热。当别人说他研究的学问很深奥的时候，他说自己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学问。
他早年曾经赴德国留学，他说自己去德国是为了镀金，但是对于我们通常使用的镀金一词，他是这样形容的：“我到德国来镀的金是24k金，在社会上声誉卓著，是抢手货。”他在我们平时说的镀金一词之前加上了确切的数字概念，既区别出自己与一般人的不同，又形象地比喻了在德国学习的货真价实，语言在幽默的语气下也顿生了睿智之感。
季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最爱听陈寅恪先生的课。他这样用自己独到的语言比喻陈寅恪先生的讲课风格：“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的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他又这样形容陈先生的论文风格：“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寥寥数语，语言极富充满睿智和幽默的想象空间。
再看看季羡林与张中行先生的见面寒暄，就更见他的平日生活中的幽默风趣了：早晨起来，在门前的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见他。我们俩有时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我常常想中国礼仪之邦，竟然缺乏几句见面问安的话，像西洋的早安、午安、晚安等等。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见面问候，先问吃了没有。我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本来不过是老朋友时常见面之间的寒暄而已，但是，到了季羡林笔下，就变得妙趣横生了。
对于这些年以来不断给戴在头上的各种头衔，季羡林是这样看的：“近几年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片虚名，套在我的头上，成了一圈光环，给我招惹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这个会长，那个主编，这个顾问，那个理事，纷至沓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纸冠，我自己实在无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一遇到什么庆典或什么纪念，我就成了药方中的干草，万不能缺。领导关心我的健康，在我门上贴上谢绝会客的通知，但是来访者熟视无睹。听说北京某大学一位名人，大概遇到了同我一样的待遇，自己在门上大书“某某死了！”但是，死了也不行，那些不速之客仍然闯进门来，向遗体告别。”
本来被盛名所累和困扰，但是，在季先生笔下，生活的烦恼变成了自我调侃的幽默了，而且这种幽默层层递进，让人回味无穷。
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季羡林依然充满了让人钦佩的达观和幽默。他这样写自己当时决定自杀的情景：“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取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决不能采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
自杀是一件多么让人寒心的举动，但是，季羡林这里叙述的自杀观念，却没有给人丝毫悲观的情绪，而是在幽默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智者对世事无常的诙谐与风趣。
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自己不情愿参加的会议和听一些不感兴趣的讲话，遇到这样的场合就势必反应到个人的情绪上来。季羡林也经常遇到，让我们看看季先生是怎么描述自己的秘诀的：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而不剩下的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听那些让人讨厌的讲话是多么让人厌恶和烦恼的事情，可是，到了季羡林笔下竟然也成了人生一大乐事，而且总结出来，完全可以让天下也有此烦恼的人借用，季先生的幽默和机智功夫可见一斑了。
我想，这也许就是季羡林先生学富五车、长命百岁、幸福一生的原因所在了。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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