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教育部公示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高校拟录取的保送生占本科招生计划的10%以上，中国科技大学更是超过20%。与此同时，各地的保送生名额被“超级中学”所垄断。调查显示，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的学生，获得保送资格的可能性是郊区农村学生的11.1倍，城市子女获得保送的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今日本报13版)
17.2倍！冰冷的数字会说话，向我们诉说着一项制度的尴尬和离奇。1958年我国便有了高考保送制度，1988年保送制度重新引入高考，至2000年全国保送生达到2.5万人，2001年，教育部将保送生规模压缩至每年5000人。1988年重启保送制度，是为了避免优秀学生因在高考中发挥欠佳而上不了大学，初衷虽好却问题多多，择其要者有如下两点。
一是滋生腐败。1995年，河南鹤壁市一所中学保送的8名学生中有7人成绩作假；1996年，湖北某市教委主任利用职权将儿子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使其被保送到名牌大学；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清退3名成绩作假的保送生；2000年，湖南隆回一中的14名保送生有13名弄虚作假……问题触目惊心，高考保送制度俨然成了一些有权有势者的腐败通道，成了一些“差生”入读名牌大学的捷径。
二是制造教育不公。保送生名额被“超级中学”所垄断，而就读“超级中学”的大多是城市学生，偏远农村地区的考生几乎与保送无缘。穷乡僻壤的学生，在小学、中学时本就享受了较少、较差的教育资源，当他们参加高考时却再次遭受歧视，双重制度不公使得城乡教育鸿沟越拉越大，“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很多农民子弟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上升通道淤塞，贫穷代际传递。
实际上，即使不论保送制度衍生的弊端，单就制度本身而言，其正当性也十分可疑。既然某个考生很优秀，为何不能通过正常高考考上名牌大学？高考是一个竞技场，激烈而残酷，既是对考生智力和学识的检测，也是对他们心理素质、意志力和临场发挥能力的考验。有些考生平时成绩好却在高考中考砸，说明他们的心理素质不过硬、意志力不坚强、临场发挥能力欠缺，为什么要对他们的这些“素质缺陷”网开一面呢？就像体育比赛，不会根据运动员的平时成绩决定奖牌归属，不会因为某个运动员临场发挥失常特授其奖牌，否则就是对其他运动员不公平。
高考“唯分数论”确实有缺陷，为弥补缺陷，我们有高校自主招生制度，还有高考加分制度。一名考生如果真的很优秀，他可以获得高考加分，也可以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如果他既不能通过“裸考”考上好大学，也不能通过高考加分、自主招生考上好大学，只能说明他并不优秀，上一般的大学足矣！也就是说，既然有高考加分和自主招生制度，保送制度就应当取消。
早在2009年7月，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82.2%的人认为保送生大多是“关系生”，90.5%的人认为保送制度容易滋生腐败，84.8%的人赞成取消保送制度。问题是明摆着的，公众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就算保送制度有其利，但实践证明其弊大于其利，教育部既然压缩保送生规模，何不下决心取消之？在一个讲求公平的年代，直接将某些考生保送至名牌大学，这样的“特权”太大、太扎眼，它是高考公平不能承受之重，并越来越为民众所无法接受。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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