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王聃
神九一飞冲天，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也在被媒体“重新发现”。6月17日的《羊城晚报》回忆了刘洋艰难的高中生活。新闻说，刘洋读高中时，父亲的厂子濒临破产，母亲的单位效益也不好，家中经济困难。父亲刘石林在闲暇时拿着气筒、锤子等工具，在郑州货站北街街头摆摊修自行车，赚钱养家供刘洋读书。因为当时的家境，刘洋异常好学，努力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
事实上，我相信以上的细节足以荡起更多人的心理涟漪——— 刘洋高中岁月中的坚韧不拔，正滋润了渴求现实佳话的心灵：倘若说刘洋高考考上长春飞行学院是其航天荣耀的起点，那么荣耀显然首先来自“穷人孩子早当家”的传统式努力。家境的窘迫，摆地摊的父亲，让刘洋奋发，考上对身体和成绩都要求很高的飞行学院，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国家打造着首位女航天员。
缘于贫穷，从而少年雄飞，这条稍显“灰闷”的新闻更会为刘洋的公共形象加分，但我仍然感觉隐隐心酸。刘洋艰难的高中生涯虽然只是个体的体验，但它同样是时代的投射。其时，社会正在转型，国企改制处于阵痛期，濒临倒闭的工厂、与上岗几乎等同于失业的父辈们，是更多“刘洋”们相似的成长背景，刘洋只是其中努力且成功的突围者——— 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身无法选择与复制的成长背景，但刘洋式的佳话，一样可以转换为某种省思：可否让“相对贫困者”的子女拥有不沉重的成长？
刘洋高中所处的上世纪90年代已经过去，但“相对贫困”从来都不仅是某个年代的事情，直至今天，它依然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无法绕过的话题。民政和统计部门的数据早已显示，当下城镇贫困率的数字在7%-8%之间。贫困的缘由，除却不可抗拒的劳动能力匮乏与供养者空白外，剩下的多为“发展式贫穷”：譬如来自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失业，譬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实际收入下降。城镇的贫困率尚且如此，那些偏远的农村就更不堪说。当贫困并不是那么小概率的事情，于一个后代培养与教育投资压力飙升的时期，“相对贫困者”子女的良性成长就成为更大的社会考量。
如何让每一个“相对贫困者”的子女都拥有到位的教育？那就是让“相对贫困者”变得“相对富有”起来。专家早已经指出，对此，单纯依靠发展加速可能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直面贫困形成的现实根源：那就是贫困者的发展机遇被转移，发展空间被挤压。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剥夺了他们再发展的能力，最终造成财富的不对等分布。正因为如此，针对“相对贫困者”，不仅要让社会保障制度更完善，更多地眷顾到他们，更要进行“制度性赋富”，比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让更多人享有发展的成果。城市中，于下岗与失业的那部分人群中，刘洋曾经遭遇的家境压力，仍在他们的子女身上重演；于农村，即便我国GDP已雄居世界第二，但“留守儿童”已渐成“被流放的一代人”。较之这些“相对贫困者”的子女，高速的发展在继续，但他们依旧无法获得一张成长的温床。
远足太空，作为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在以国家荣耀重新丈量宇宙的疆域，我们无法不为其喝彩，但回望其成长的经历，我们也不能不再次审视那些曾经或正在被遗忘的成长艰难。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还有更多”相对贫困者”的后代和刘洋一样，抱有类似的温情太空幻梦。我们现代的社会，必须助力他们缩短与梦想之间的距离——— 也许，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刘洋，但社会和政府有责任让他们成为有梦即可远行的人。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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