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流氓罪已成追忆，流氓犯仍活在今昔。北京人牛玉强就是一位“流氓犯”，媒体谓之“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但还不到一年，牛玉强的“最后”封号，就被安徽人赵大猛所夺走。据昨天的《扬子晚报》报道，赵大猛在1996年参与聚众斗殴，导致一死一伤。在潜逃了16年之后，赵大猛幡然醒悟，选择了投案自首。南京建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大猛流氓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缓刑三年。
但赵大猛案和牛玉强案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民意指向也完全不同。从网络舆情来看，网民对牛玉强多抱有同情心态，认为他不应再服刑。牛玉强只不过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干过几件诸如抢路人帽子这样的“流氓”行为，却要把牢底坐穿（去年官方发布的数据，牛的刑期要到2020年2月21日方才届满）。而多数网民对赵大猛案却持愤懑态度，认为赵参与斗殴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又是潜逃16年，怎么以缓刑待之。不少人激愤地质问，这不是鼓励犯罪分子逃跑吗？
两相对比，确实颇有刑罚畸轻畸重的嫌疑。但从法治的视角看赵大猛案，称之“不公”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一死一伤”当然后果严重，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赵大猛系直接行凶人。他只是“参与了”那次斗殴，据说既没拿凶器，又没打人。非要让赵承担“杀人”的后果，那才是冤。
法院判处赵大猛“流氓罪”，看似荒唐实则合法合理。我们知道，“流氓罪”这个中国刑法史上著名的“口袋罪”已于1997年成为“完成时”。在此之后发生的聚众斗殴行为，自然不能再以“流氓罪”指控，但对1997年刑法修正案正式实施之前发生的聚众斗殴行为，却要根据具体事实和法律，选择适用旧刑法或修正后的新刑法。具体来说，就是一般应适用新法，而如果适用旧法量刑更轻的，则应适用旧法。这一原则被称为“从旧兼从轻”，很明显，它有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赵大猛案中，正是因为若对赵适用现行刑法的“聚众斗殴罪”，由于存在一人死亡的后果，最轻也要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重则可能被判死刑。而依旧刑法，判处其“流氓罪”，法定刑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两相比照，再结合赵案的事实，法院适用“流氓罪”来达到对赵大猛“从轻”的效果，于法有据。
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认为法院对赵大猛判罚过轻的民意，其实多数并不是指向赵，而是指向牛玉强确实被判得太重。对于牛案，连一些法学大家也认为，“新法不理旧案”。牛玉强的流氓罪，是“其时其地其案”。套用现行法律来评判昔日个案，没有意义，生效裁判必须得到执行。赵案的法官也有类似的解释。
事实上，对牛玉强的重判并不在旧刑法。即便那时可以将抢路人帽子也视为流氓犯罪，最高亦只能判七年。不幸的是，牛玉强碰上了1983年的“严打”行动，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门立法，允许各地法院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从种种迹象来看，牛玉强仍然是“最后的流氓犯”。赵大猛已经缓刑了，牛玉强还在里面继续着他的“流氓犯”刑期。(王琳 原题：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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