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胡杨
7月2日，《学习时报》刊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讲话，李源潮谈到“我们下去调研，看到不少县委大楼、市委大楼都盖得很高，有的比省委的楼盖得还高、还气派，就感到很忧心。不光是担心盖楼花钱，更是怕干部进了高楼，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谁也不肯走出大楼，就会与群众疏远了！”
在很多基层县乡，民众对于那些富丽堂皇的政府楼堂馆所再熟悉不过了，气派的大楼有时和当地的经济状况并无关系，而是和所谓的形象密切相关，即使是贫困县，一掷千金拔地而起的奢华办公大楼也并不罕见。比如，媒体舆论曾热议的河南濮阳和安徽望江的豪华办公大楼。在一些基层领导的头脑里，似乎“形象”才是硬道理，笃信“一白遮百丑”，总认为砸锅卖铁也要维护好当地的“面子”。
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演变看，县是延续至今的行政层级，也是承上启下、紧密关乎民众生活的一级政府，它比市离民众更近、影响民众生活更多，它比乡更有权力，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一句政治箴言：郡县治天下安。从现实看，无论是三公消费、豪华楼堂馆所、权力贪腐还是社会矛盾集结、民生问题积聚，大多都与县级政府息息相关。可以说，当下县域治理和改革的紧迫性，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时不我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于千头万绪的县域治理和改革，有一根针至关重要，可以说一旦使用好这根针，很多治理问题就成水到渠成之势。这根针就是看紧“钱袋子”。
请看，三公消费、豪华大楼、贪污腐败、民生维艰等等这些老大难问题，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钱”的问题，也就是怎么使用好公款为纳税人服务。没有对公共财政的民主预算和严格监督，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能会将公款当做唐僧肉，你吃一口他咬一嘴，反正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趋利本性自然会让权力将部分公款部门化、私有化。
这几年，对于财政公开、预算民主的呼声日甚一日，从中央部委日益详细的“晒三公消费”到地方晒预算的跟进，可以看出通过“财政民主”的方式来遏制乱花钱、贪污钱、挪用钱，正成不可阻遏的潮流趋势。县级政府，一来与民众福祉联系更密切，二来层级较低更容易把控，三来县域矛盾频发急需进行深层改革，因此看紧政府的“钱袋子”，当成为县域改革治理的重点。
其内容不外有二：一是从源头治理，强化和理顺财政预算的科学性、民主性，简而言之就是人大认真严苛的审查好政府预算的每一笔钱，把怎么花钱的审批权牢牢掌握的人大手中、监督政府花钱；二是完善过程监督，让每一笔公款的花销都完全公开，晒在阳光下让每一位纳税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稍有问题就应当由人大对相关行政部门领导质询、问责。一些基层办公大楼之所以“敢与奢华试比高”，就是因为要么大量的公款以预算外资金方式游离于监督之外；要么是法律对于挪用资金等缺乏强硬的制裁手段，从而变相鼓励滥用公款；要么是财政信息深藏不漏，纳税人看不见浪费公款的真相、感觉不到自己上缴的税款被浪费滥用的阵痛，公共的“钱袋子”才会变成部分人的小金库。所以，我们不时会发现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剧：即使一个县是国家级贫苦县，即使一个地区很多孩子上不起学、百姓看不起病，可却能看到豪华的办公大楼、宽阔的广场、气派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没有制约权力随意花钱的力量，如果没有制度为“钱袋子”打造一个坚固的堡垒，就无法阻挡一边穷困一边奢华的荒诞与反讽。
现在要实现“郡县治天下安”的社会理想，必须靠现代文明成果，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民主、公开的原则下看紧政府的“钱袋子”，当把私人利益最大的输血管道堵死时，三公消费、豪华大楼、中饱私囊又如何能生长出来？！公务人员以权谋私的空间被大幅挤压，公共利益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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