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严重超编引起广泛关注。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该局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40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编一倍左右。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王卫平说：50岁的人退二线，的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7月9日《京华时报》)
豪华编制的问题，已经弄得不少地方政府在机构设置上网的过程中很是为难：不上全了，领导不高兴；直接全上了，群众又有了话柄。这种趋势不仅在纯粹的官场演绎成流弊之一，在深度官僚化的高校，也时有闹剧发生。譬如有网友眼尖，发现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但这些，不过是窥斑见豹的一点一面。更重要的问题是：明知未必合理的设置，是怎样在一步步具体改革的进程中“合理化”起来的？
武穴市教育局局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分析样本：“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我不认为这是托词，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基层权力者对改革成本的一种习惯性偏见与误读。在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的时候，在“软柿子”捏完只剩下“硬骨头”的今天，对“改革成本”的正确共识与顶层设计同等重要。或者说，如果没有对改革成本的廓清，改革的路径与执行都容易在某种利益怪圈下直接“跑偏”。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要垫付巨大的社会成本、是不是所有的所谓“阵痛”都是改革绕不开的门槛？现在的情况是，大凡只要提到改革，就必有人为“成本”与“阵痛”打预防针，但问题是，好的改革与坏的改革都会有个成本问题，也都可能历经阵痛，所不同的，恰恰是为我们忽略的部分——— 改革收益。如果绕开收益谈成本，所有失败的改革都可以因为“阵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市教育局的改革：人员流动固然是改革，但财政为此担负双倍负担，这样的成本有多大意义？胡鞍钢先生早在《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中提出“改革成本论”，提醒我们真正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不计代价去改革，而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个体利益诉求上的集体进步。
其次，是不是所有必要的改革成本都要由部分人承担、应不应防止善意的改革也会出现成本转嫁的可能？改革总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按照公平原则，当有补偿机制平衡这种暂时性、必要性的损失。从当年的国企改革到金融机构改革，从医疗卫生改革到教育产业化实验，各种声音争鸣不断。譬如市场化，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最需要走向市场的资源能源产业，迟滞拖沓，最需要公共保障兜底的教科卫等，却一直在市场潮头冒险——— 失败了，再赎买，成功了，却未必想得起当初的“被实验者”。
其三，是不是所有的改革成本都要以牺牲话语权的形式满足形式上大局的利好？譬如武穴市教育局的改革，谁定的政策、经过怎样的博弈、财政如何“近水楼台不知月”……这些问题，都指向改革的透明性与公正性。改革总是要有成本的，而成本应该是最接近于“零”。
平心静气讨论改革成本不是坏事情，何况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业已成为共识。在这个时候，看看哪些是伪成本、哪些成本是寻租的幌子、哪些成本是回避矛盾的万金油，有助于我们对真正的改革去伪存真，有助于增益整个社会的改革成果。
【责任编辑：赵耀光】
参与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