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的新片《搜索》还有诸多让人觉得不过瘾甚至可称为瑕疵的地方，例如施以媒体暴力的陈若兮不过是一个部门主任级的小角色，降低了现实批判的力度；而富太太莫小渝的诉求难以捉摸，有些行为难免莫名其妙；女主角叶蓝秋最后的自杀，究竟是因病还是因暴，指向不明，显示了创作者的妥协和犹疑。然而，瑕不掩瑜，《搜索》仍然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诚意之作。影片虽然使用了多位当红明星，但在可能的商业性面前保持了克制。影片也突破了以往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多在农村和底层取材的惯性，关注“网络暴力”这一带有全球性的当代话题，从而使影片具备了一种超越地域的世界性。
《搜索》的风格是冷峻的，随着漂亮又无辜的白领叶蓝秋的坠楼自杀，相信很多人会思考很多问题。失去了制衡的任何权力哪怕是软性的话语权也有可能膨胀成暴力。 《搜索》不过是揭开了今日某些媒体权力膨胀的一角：一段随机抓拍的手机视频未经任何求证，连起码的平衡报道原则都不顾，就冠以道德批判的倾向性标题发布；次日虽然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视频，但为了保持公众对于事态与媒体的关注度，不惜压而不报，操纵事件继续发酵。影片中媒体及其从业者为收视率和关注度炒作的“白领不让座事件”，不过是现实社会中成百上千类似案例中的一例，但已足以揭示某些媒体被所谓“效应”绑架的糟糕现实。
如果说不经制约的媒体话语在影片中是恶的始作俑者，但这一行为还需借助网络这一当代社会最大的表征，集聚足够多的芸芸之众，才能制造出致人死亡的惨剧。网络是后现代社会最伟大也是最前景难料的发明，这一发明给信息的传递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对公众知情权提供了必要的补偿，由此形成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场，也总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然而，网络言论凭借其匿名性、快闪性和众声喧哗的特点，让一些参与者可以不负责任地匿名发言而呈泥沙俱下之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演变成素质低下的妄言詈语的狂欢舞台。正如影片《搜索》中所示，叶蓝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网络论坛的谩骂和 “道德审判”，她之所以要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躲到一家隐秘的旅馆，也是因为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已经把批判从虚拟的状态与现实中真实的她关联起来，甚至于连累到她供职的公司和老板。网络匿名是把双刃剑，面对强势的公权力时，它可以成为另一个抒发的渠道；然而面对弱势的个体和群体时，它也可能变成作恶的挡箭牌。智者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惕。
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都只是一个平台，其善恶正邪的来源，归根到底是它们背后的人。影片《搜索》虽谈不上有意为之，但却客观上揭示了一个不乏深刻的社会现象——普通人甚至也是弱势者的施暴成因。首先，这种舆论暴力来源于一种“道德自觉”：无论是公共汽车上大声疾呼的售票员，还是闻腥起劲的媒体人，抑或是街头被随即采访的路人，他们之所以对叶蓝秋同声谴责，盖因他们自觉居于道德高点，他们自有着一种“共约”的正义感——这本来是这个社会向善与良性的希望和基础——然而问题是，很多很多的人在根本上是习惯性的 “受众”，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传统，他们对正义与否的判断建立在媒体选择性和倾向性的信息过滤上，以及建立某种自负的经验上；他们凭着某种表象来判断是非善恶，于是乎有时候就不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及感情用事，转移发泄。甚至对于许多年轻一代的网民而言，他们也已习惯于过剩的视像浏览和快速浅阅读，思维越来越简单化和平面化，他们既失去了深度分析、辩证思维的能力，也失去了这样做的动力。
生活在网络社会，习惯于虚拟生存的现代人另一项最大的威胁在于生活真实感和人际切身感的丧失。失去了真实感，言论施暴与围攻，就会十分轻率和随意；如同网络游戏中的厮杀，没有了切身关联，人就丧失了换位思考、感同身受的痛觉。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坚持让每一个角色都用历史真实人物的名字，并在影片最后让演员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原型相挽而出，目的就是要给观众一种切身感——这些人不是虚构的，他们曾经，如今仍然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搜索》中的赵守诚之所以与自己的女友陈若兮的乐于炒作背道而驰，对叶蓝秋充满同情和歉疚，原因不在于他知道更多的真相，而在于他在受雇于叶蓝秋的几天里，与叶建立了网络之外的真实的人际交往，这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于他而言有了切身感。如何在虚拟世界里保持本真性和切身感，或者二者选其一，这是摆在当下网民面前的一道问题。
许多时候以来，无论是陈凯歌本人，还是整个国产电影的生产，与现实无关的商业类型片和历史片都占据了主流，艺术家越来越丧失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和社会批判的责任。这既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民族精神下滑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民族精神萎缩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自《搜索》始，有越来越多真诚反映现实的优秀电影作品回应社会问题，承担电影工作者应尽的艺术与社会职责。（刘海波 原题：对“舆论暴力”的清醒批判）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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