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安徽省日前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实施办法提出了决策过程、本职工作等五大类问责情形，要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些政策的出台再次引起公众对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关注。
其实这一问责规定在2009年就已经出台，各地根据这一规定都在制订实施办法，江西省在年初出台的办法中还有“两年内不得提拔”的额外限制措施。但这些实施办法对复出程序设计仍较为模糊，很少涉及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一年”的期限也显得较为宽松，笔者认为其效果难令公众满意。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官员在厘清责任、吸取教训以后复出，本身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某次错误就把人一棍子打死。被问责的官员复出总是会引起强烈的质疑，这中间有一定的非理性态度。公众对问题官员复出最大的疑虑，不在于这些犯过错误的官员是不是复出了，也不在他们应不应该复出，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复出的，这中间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规范。从当前一些引起热议的案例看，这些官员的复出都过于“快速”而“低调”，从而引起民众对任免程序的质疑，让人觉得当初的“辞职”或“免职”就是走过场。
规范复出程序就非常重要。有学者提出了应对问题官员的复出提名、复出的考察、复出的讨论决定等程序都进行明确，并加强源头治理，对用人失察、失职者也要追究其责任， “不仅要严厉约束复出官员，更要严厉约束任用复出官员的官员”。
但我认为，规范程序的目的还在于树立官场的道德观。因此，对免职官员不能先一免了之，再悄悄“用”之，而是要对相关错误进行追究，认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考察期内确保其对所犯错误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并勇于承担和改正错误。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官员复出似乎太“不痛不痒”“毫发无损”了，看不出“引咎”、“免职”的耻感文化。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耻感”的缺失，又有更复杂的缘由。它反映出整个官场生态的问题。一些官员被“免职”，往往被认为这并非其个人错误，他们是服从领导指示，服从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出了问题，他们“勇于”承担了责任，因此，在领导眼里，他们不但不该被处分，反而应该被嘉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复出自己可期，哪里还需要严格的审查？
问题干部复出的问题，反映的是有的地方干部任用机制问题，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培养官场“耻感文化”才是关键。（刘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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