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针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0%的人基本上不会干农活,有超过六成的农民工认为融入城市不易,缺乏归属感。摇摆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他们,找不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安居乐土,亦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7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大多数农村人仍把“出乡村”当成人生使命、当成向上流动之最佳途径的时代背景下,80%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干农活其实不难理解:父辈进城务工的影响、种田积极性的消退、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的人生价值定位。基于此背景下的“故土难回”命题考量,或许本没有多少探讨的价值。
其实,他们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故土难回”,亦不在于不会干农活,而是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他们飘忽不定的社会定位:是农民却回不到自己的故乡,是城里人却难掩融入之“痛”的现实尴尬。
如果说打破城乡户籍藩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地位归属的核心所在,那么,提高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务实之需。毕竟,农村的发展总不能光靠城市输血,况且,输血的代价往往又是以农村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为置换条件。长此以往,其结局只会加剧乡村的衰败,使乡村丧失发展的动力。
那么,又该怎样提高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呢?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里的著名结论仍具重大参考价值:“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在当前语境中,恢复农村企业,一个重大的好处便是在带活农村经济的前提下,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村的发展由城市输血变成自身造血。另一方面,大批农村劳动力在附近就业,既实现了他们照顾家庭的朴素愿望,又免除了他们经济收入不足的后顾之忧,这样的政策措施,理应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可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部分乡村里,恢复农村企业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提高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还得阻止城市成为乡村的抽血机,创造条件让优秀人才重返乡村,终结农村向城市单向输送人才的历史局面。一直以来,农村通过“求学、务工、参军”等形式向城市输送了大量人才,而城市呢,除了在经济上给农村一点反哺外,人才上,鲜有回流。
故而,要想阻止城市继续抽农村之血,就还得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在制度和物质上给予人才回流必要的政策倾斜。
熊培云先生的一句话至今让我难忘:“没有乡村,城市就像是一个无根的漂浮物,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城市与乡村,二者本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抽空乡村内核去填补今日城市之发展,这种思维必定短视。与其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归属问题上纠结不已,还不如创造条件,让他们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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