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要登报写检查；滞站揽客，要写检查；企业“对国家统计法规学习不够”，也要写检查……贵州某媒体经常刊登这类检讨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不能还价。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定”。(9月11日《东方早报》)
违规当受罚，本是“责罚对应”的题中之义，可前提是“过罚相当”。个人或企业违规，倘若属实，应该也必须被追责，但处罚也该有据可依，要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施行，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矫枉过正，有违行政伦理。
可在贵州某些地方，违规了就要登报检讨。这并非是自愿的，而是被强迫的“附带性惩罚”。事实上，登报检讨并不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警告、罚款”等七种罚则之列，而像是“额外加罚”。正因它于法无据，所以备受质疑。
针对质疑，当地客管局工作人员称，此举主要是起“宣传和警示”作用。言下之意，初衷很好——— 登报检讨，意在通过“示众”方式，增强羞辱感，从而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问题是，执法的前置条件是守法，而“登报检讨”这种处罚，则在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之外，属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逾越了“罚当其罪”的本义。再者，实名登报检讨，也泄露了个人的姓名、工作单位等事项，侵犯了隐私权，背离了程序正义。
面对不合理的罚则，人们应有“不服从的权利”。可“不服从”的代价是沉重的——— 你不登报检讨，就“不让你开车”。在生计与尊严的权衡下，谁又能不屈从呢！
据了解，“登报检讨”之所以会出台，只因是上级指令。可是，上级决定终究不能取代法律成为执法依据。只唯上不唯法，恰恰说明了执法有着随意性，存在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对公权而言，任何时候，都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而从“登报检讨”在当地的沿革来看，也能发现执法规范化的一些轨迹：1997年贵阳市颁布处罚规定，对出租车拒载、中途甩客等行为要求登报检讨；到了2010年10月，该条规因没有法律依据，被废除。可时至今日，为何“登报检讨”死灰复燃了呢？
个中缘由，或许可从“一律600元一则，不能还价”中窥探一二。600元一则检讨，对司机来说，大概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是一种苛责重罚。在不由分说的处罚规则中，他们注定很受伤。倒是涉事的执法部门，让人们有了圈钱、敛财的暧昧想象。众所周知，罚款只是治理的“道具”，而非终极目的，“以罚代管”也违背了执法的初衷。当重罚被视作一种万能治理术，难免会陷入“罚款经济”的歧途，自损公信。
强制性的“登报检讨”，看似管理创新，实则误入迷途。它对违规者的意志裹挟、名誉伤害和“附带性惩罚”，归根结底，是以透支执法公信力为代价的。对于“登报检讨”本身，涉事部门也该检讨。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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