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免200多名孩子失学，燕兆时辞去航天工程师之职，成了一所濒临解散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他问五年级的孩子长大后的理想，他们的回答是“啤酒推销员”、“保镖”和“清洁工”。燕兆时说，他们和城市的孩子原本没有不同，但是由于环境的问题，他们不敢想。（11月19日《京华时报》）
毋庸置疑，清洁工、推销员等这些职业，是社会所需要的，选择这类职业，本无可厚非。但，这些孩子朴实回答让我们感到心酸。问及刚入学的一年级孩子时，他们回答是“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五年级的孩子只是大了几岁，懂事了一些，竟早早地屈从于现实，折断了梦想的翅膀。
尽管他们处在一个可以畅想未来，自由憧憬的年龄，逼仄的现实仍无形中给他们设定了一个框架，使他们保守、封闭，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小学生的梦想往往源于父母的期望和对社会生活的感知。弱势群体子女过早地熄灭了梦想，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
这个打工子弟的学校，差点解散，若不是燕兆时的及时挽救，可能只有解散的命运了。他们生活在仓库改成的教室里，地点简陋，随时可能更换；老师也是义务的，不固定。向他们的父母一样，处于一种不稳定中，甚或学习的机会都难保障。
全学校360名学生中，有60名交不起学费，而在物价高涨的时下，学费、书本费、伙食费加起来只不过850元，其中所揭示出的是弱势群体不容乐观的生存境遇。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全国小学生辍学率逐年回升，辍学主体已经迁移到小学一二年级”。辍学主体的变化折射出，愈来愈多的弱势群体放弃了，希冀子女借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
户籍鸿沟、教育体制不公、上升通道的阻塞等，磨损着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缺少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读书的投入产出比不尽如人意，被一些农民工父母认为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囿于对生活现实的体察，他们倾向于接受命运魔咒难以打破。
曾有媒体报道，有些农民工将子女送到打工子弟学校，仅为暂时托管，以方便自己打工。弱势群体的种种生存境遇，诠释了缘何打工子弟学校只能重复制造“农二代”。读书的地方都不能保障，不算高的学费成为一种负担，这些足以将他们从想象的欲望中逼退，蜷缩在一个安分的洼地里，丧失了想象的勇气。
农民工本身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决定着着子女的理想，乃至未来。但这种职业的代际传递，不是一个好兆头，是催生社会阶层固化、僵化、板结化的诱因，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燕兆时说，“我要让他们相信，他们都是小天鹅！”唤醒他们的天鹅梦想，或许不难。但最重要的是，重塑公平正义，疏浚社会上升渠道，改善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让他们看到希望，敢于去突破，看到个体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唯此，才能打碎命运的枷锁，给这些孩子们接上断掉的理想，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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