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要保证两点：一是机会公平，二是“富不过三代”。出台遗产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11月22日《新京报》）
中国有句古训，“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其本意是指创业容易守业难，不管家庭如何富有，都很难将积累到的财富传过第三代。如今，刘胜军院长把它变成了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提出富不过三代则“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
的确，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每个阶层都相对固化定型，形成权力、财富与贫困的“世袭”，会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加剧仇官、仇富情绪，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就是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遏制收入差距拉大后贫富阶层逐渐固化的趋势。不过，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是否就得保证“富不过三代”，值得商榷。
事实上，保证“富不过三代”是对阶层固化的误读。拒绝阶层固化，是指通过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使整个社会充满胜利和活力，而并非每个阶层的群体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由于背景各有差异、能力各有不同，我们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通过奋斗成为有钱人，只能是创造公平竞争的阶层流动平台，让所有人看到向上攀登的希望。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富过三代”的权利不应被剥夺，并且完全可以将其变成现实。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豫商的代表康百万家族，上自第六世康绍敬，下至第十八世康庭兰，纵跨明、清、民国3个历史时期，一直兴盛了12代、经历了400多年辉煌。
开征遗产税有助于调节贫富差距，但也未必就“富不过三代”。“美国的遗产税率是45%，这样遗传三次，到后代那里已经剩不下多少了”，这样的推理看似合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即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不断创造和积累新的财富。美国的联邦遗产税始于1788年，1916年联邦政府开征总遗产税后，作为经常性的税种被固定下来。然而，从老洛克菲勒建立庞大的石油帝国至今，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发展到第六代。瑞典遗产税曾经高达98%，但拥有阿斯利康、伊莱克斯、爱立信等众多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瑞典的经济命脉的瓦伦堡家族，也已富过五代。现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办“创业人才孵化班”，许多富二代们选择自己创业，就是为了磨练意志，锻炼才能，走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目前在社会上形成共识的收入改革分配主线是“提低、控高、扩中”。“控高”而不是“削高”、“降高”，这或许也可以看做是对保证“富不过三代”的一种否定。相比之下，收入分配改革更应保证的是“穷不过三代”。一方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双轨制”，提高社保标准，同时建立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努力实现草根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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