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陆玉全和女婿等亲属包车从云南广南县赶到深圳，见到的却是躺在殡仪馆的儿子。其子王允旭，32岁，未婚，一次酒后和一帮老乡工友在西乡一家足浴城按摩推油，接受女技师手淫服务后，猝死。（1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这虽是个案，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只当笑话看，应从中深刻反思。
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属于生存权的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民工和常人一样，需要家的温馨，需要过正常的性生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性生活对农民工来说，却是一种奢求。中国起码有1.6亿的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这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群体，几十人的大工棚，动辄几个月、一两年的分居，常常导致一些人寻找不健康的性满足，刺激了街头的“发廊女”、城市的暗娼，甚至造成大量违法犯罪。
一项《农民工性报告》显示：有15.82％的农民工接受过“小姐”的性服务，有24.53％的人有婚外性生活，性压抑后有多达64.71％的人有不良情绪。而深圳的一项调查说，在问到“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会选择干什么”时，21％的男性农民工选择找“小姐”，25％选择看黄色录像……这只是几个城市的数字，但反映出的矛盾却带有普遍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性福指数”与社会和谐有着必然的联系。“性福指数”越低，社会治安状况就越差。一些常年在外的农民工由长期的性压抑，出现“性饥渴”而导致“性压抑忧郁症”最终导致夫妻不和，家庭破裂，农民工性犯罪呈高发趋势。对此辽宁营口市人大代表、辽宁省劳动模范女医生孙云为此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建议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民工的“性福生活”，让他们能和正常人一样过着正常的性生活。
在今天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应包括人的和谐，性的和谐。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解决农民工享受的“性福生活”，但是我们完全有责任和义务为农民工过上“性福生活”创造解决的条件，营造“性福指数”的良好环境。诸如为农民工带薪休假，建立夫妻房，为他们能与夫妻团圆提供帮助等等办些实事。
对农民工弱势群体性福生活的人文关怀，彰显社会的文明进步。关注关爱农民工，不仅仅是，帮助他们讨要欠薪，还应包括给农民工性权利以救济，从人性化角度出发，予以制度关怀，给予农民工享有法定的探亲假，为农民工提供廉价的出租房，让农民工告别两地分居的痛苦生活，让农民工在同一蓝天下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着爱和被爱的权利。
我们应克服这样狭隘偏见的观点：农民工的欠薪问题、身份歧、权益保障等大事都没有解决，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这些生活小事。其实这是个误解，关注农民工的“性福生活”，提高他们的“性福指数”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我们有心，并从道义和人文关怀的角度考虑，多为他们办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和好事，这些问题不难解决。尤其应从制度机制上吸纳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构建一个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家庭等在内的多元化关爱系统，共同为农民工筑“爱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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