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调整，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须当守住底线，稳步推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2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守住一条底线”，即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要“抓住两个关键”，即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既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又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开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实际上，农民流转承包土地并非全新话题，它在农村地区广有实践。几年前，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小岗村就曾传来消息，通过土地自愿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全村1/3以上土地流转后，收益上升了5倍、10倍，开展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以来“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的困惑一扫而空。
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现象，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外出打工是青壮年劳力的首选就业渠道。每年春节一过，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奔赴提供了就业岗位的城市工作，而农村的大片土地交由留守在家的老人来耕种，或者直接转手他人打理。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土地，坚守一线、春种秋收的农民的平均年龄一直在增加，土地开始向尚留在农村务农的身强力壮的个人，以及有意识地把土地集中起来集约化经营的组织流动。
可以说，土地流转是农村“空壳化”之后土地经营权的自然让渡。而在实现流转之后，集中起来的土地往往使用效率更高，平均收益猛增。这种既为进城务工者卸下“包袱”，又能使耕种者增产增收的良性流转，符合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方向，为沉寂多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新的突破点，得到了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提倡。
农村土地流转意味着生产资源的再分配，如果遵循着自觉自愿原则公平有序地进行，它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流转的过程中带有强制或者诱骗的性质，夹杂了某些人侵吞别人利益的私心，它也可能荒腔走板，贻害无穷。即使身处同一集体组织内，农户之间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有很大差别。有的人已经在城里端稳饭碗，有的人在本地从事效益不错的非农产业，他们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会出现在那些以种地为生，本不想流转土地的农民身上：有的人可能被强势经济组织逼着签下“城下之盟”，有的人可能因为家里等着用钱而“卖地”解燃眉之急。一段时间之后，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新的生计，他们就可能成为赤贫的流民。开始的时候，失地的人还不多，但土地流转是个动态的过程，拥有较多土地的人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土地，土地整合的规模越滚越大，失地农民将数量倍增。
想流转土地而受到限制，会导致土地撂荒或者使用效率低下；不想流转土地而被强制流转，有可能导致很多人生计无着，引发社会问题。因而，“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当成为铁律，谁敢违反必遭严惩。此外，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力分流渠道也须走在前面，因为再规范的土地流转，也会制造一批让出土地但别事未成的踏空者，应该给他们以必要救助和转轨机会。总之，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调整，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须当守住底线，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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