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东西湖区七雄路星光大道音乐会所门前，一群农民工跳起了江南Style骑马舞，引来不少路人围观。记者了解得知，年关将至，40多位农民工因为没拿到工钱，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见1月22日《武汉晚报》）
欠薪年年有，今年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形式花样、雷人，在讨薪的路途中，农民工学会了“与时俱进”，更学会了“追捧名人”，从扮外交部发言人、“蜘蛛侠”、元芳、再到红极一时的“鸟叔”，他们在“追捧”中演绎的讨薪景象，似曾相识，以致公众渐生阅读疲劳。
当我们感叹于农民工层出不穷的“创新”时，殊不知这些“创新”的背后，是农民工借力于媒体，扩大影响，以引起舆论关注或上级重视的企图，诚如吕师傅所言：“自己只好带着大家来跳舞，以引起关注”，相比于“跳桥”、“跳楼”、“堵路”等方式，对于缺少社会资源的他们而言，这是一条捷径，尽管有风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量，才有此下策，这是低成本和低风险的选择。在新的语境里，围观是一份力量，能成为农民工讨薪时的“稻草”，相关部门碍于“面子”，或能有效的解决。
常年观之，年关之时掀起的治理欠薪风暴总能让公众看到希望，但现实之困，欠薪的恶习难以从根本上清除。一则是因为资方违法成本太低，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行政管理手段难以消弭恶意欠薪行为，反倒农民工要付出数倍于欠款的讨薪成本；二则在讨薪过程中，农民工常有郁闷，“感觉自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不知到底该找哪个部门”，政策、制度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完美的制度设计、严厉的措词犹如废纸一张。
显然，在证据确凿之下，农民工讨薪跳起江南Style 只是闹市中喧嚣之景，无任何艺术感染力，徒添悲情色彩而已。在欠薪难讨的困境下，替农民工讨薪追债，当是各地政府为民、务实的应有之义。这，不仅关乎这群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尊严和人生幸福，也关乎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转。如若对个体生命和权利麻木不仁，将最终虚化社会的公平、正义。
窃以为，抚平农民工的心理伤痛，根本在于寻求降低维权成本、维护其利益保障的路径。时下，简化维权程序、拓展维权渠道、缩短维权时限，才是减少农民工用暴力方式讨薪，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的抉择；同时，亟需建立资方经营信用档案，让恶意欠薪者面临牢狱之灾，让欠薪企业付出足够违法成本，乃至出局。真诚期盼，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自己的血汗钱，返乡过一个“安心年”能成为一种正常、真实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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