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席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副处长陈伟才呼吁对男犯引进鞭刑，“比方惩罚六鞭，有些两鞭晕倒，没问题先回家未来半年再四鞭，让他半年里疼得难受，老想着那两鞭就晕”。他笑称新加坡女孩现在爱找受过鞭刑的男友。（1月30日温州网）
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管理得好的国家不只一个新加坡。在向国外的管理经验“取经”时，如果我们只注重表面，很可能会误入歧途。
比如在每年一度的“最安全国家”、“最清廉国家”等排名中，排名一直靠前的那些国家中，既有新加坡这样还保留着绞刑的国家，更有丹麦、挪威、瑞士这些完全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可见，国家治理得好坏，不仅仅在于采取了哪种法治形式。
关心新加坡法治进程的人对下面两个例子都耳熟能详：一是1994年美国青年费伊触犯法律被处以鞭刑，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说情也未能幸免。二是2002年12月澳大利亚人阮祥文因走私海洛因从新加坡转机时被捕，被判处绞刑。虽经澳大利亚政府五次求情，甚至以经济制裁和中断军事合作进行威胁，最终也未能保住性命。
法治先贤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治需要包含两点：良好的法律和法律至上的原则。新加坡无疑具备了以上两点。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也有鞭刑，会不会像新加坡一样，面对美国总统的求情而不为所动？如果我们也有绞刑，会不会像新加坡一样宁可损害两国关系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从有点背景的司机闯红灯之后打个电话就能免予处罚的现状来看，恐怕不能。我们的法律在执行的时候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上级指示、人情关系、金钱开路等都能使法律“变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了鞭刑，恐怕面对的也不是所有人的脊梁骨。
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庄严宣布：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良法”，我们现在缺少的，只是法律至上的原则。我们需要的是深植于人心的法律公平高于一切的认识，是超越任何职务、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影响的执行力，而不是表面上的严刑峻法。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落到实处，现行的法律框架已经足够了。如果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执行时总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就算把全世界的刑罚都搬来，恐怕也没用。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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