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公车私用”问题持续发酵，再次引发公众的忧虑。前不久，一位北京小学生提出给公车上红牌便于接受监督的建议，在微博上被人们一次一次地转发。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如果公车有了明显标识，在那些公车不该出现的场合，还有多少人敢于以身试法？”（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小孩子参与到大人的事儿中，而且思路还满开阔，提出的办法看起来有板有眼，这虽说让大人多少有些脸上挂不住，但孩子早铸社会责任意识，这值得肯定。不过，不少专家甚至是对“公开改革”长期关注也颇有见解的叶副局长也对“公车套红牌”的建议表示认同，觉得此举很靠谱。原因是，“红牌”上路，甚为耀眼，监督有径，从而起到震慑公车私用的作用。我个人以为，此类表态，多少还是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味。
远的不说，就拿最近发生的几起公车私用案例来说吧。先是广州城管公车私用事件，一度被媒体追问了好几天时间。城管的公车识别度够高了吧，不仅有较大的“城管执法”字样标识，还有一身笔挺的城管制服。但这里驾公车私用者怕过吗？显然没有。接着是仅一次媒体曝光，就曝出四川的自贡、通江、开江、南充、阿坝5地的警车“私奔”到绵阳中学去接孩子。警车也有“红牌”，警车是公、检、法、司等部门的专用车，只能用于执行紧急公务。但驾车者照样违法违规将其开到未有紧急公务的地方。你能说他们私用是因为未挂“红牌”让公众无法监督吗？
再联系到一些白牌车、O牌车等，他们的外形也很明显，是权力机关的专用公车，有的还在车上喷出了机关单位的大名，行到一些地方，连司机们怕得要命的交警有时都要向他们敬礼。不过，这样的“显眼”并未成为监督和约束公车私用的有效力量，相反成为一些人对外显摆甚至获取路上特权的工具。由于这种“潜规则”的久荡不绝，便有假O牌、假军牌现象的时有曝光。前不久还传出有私营企业主愿意“出血”去挂某大机关的名份的车牌的新闻。由此看来，公车私用难治的病根不在车而在人。
那就是用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刚性去管住驾公车的人，这才是治本之策。之所以有“公车1/3用于公务、1/3自个儿私用、1/3司机享受”的批评，原因就是拥有公车的官员的大脑中始终潜伏着一种“特权意识”。当这种特权意识成为“公办习惯”，不仅会将“公仆”二字弃之脑后，而且还会不断强化和放大自己的特权思维，最后损害的是公共机构的形象。所以，要卸下公车“私奔”之轮，就首先要紧抓这个“公”字不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新的领导集体掀起了新的政风，正是挥向公车私用的一把锐利的武器。从大胆信任和及时回应社会监督公车运行开始，从毫不手软严处每一次公车私用开始，从而拉高公车私用的违规成本，震慑那些公车私用成性的后来者。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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