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支持民生要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原则，目前仍有很多民生政策制度尚不完善、缺乏约束，“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3月24日新华社)。
笔者看完楼部长的演讲稿，感觉很直率，很有魄力，很有深意，某些地方可圈可点，如“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确实如此，毕竟我们的可支配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帮助那些游手好闲者，而要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帮助那些奋发图强的人。然而，细细想来，又觉不妥，并非笔者吹毛求疵，如何科学界定“穷人”与“懒人”？这成为民生政策实施前的必经之路。
单就我们所说的“穷人”一词来说，这一概念比较容易界定，可以有一定的标准，用一系列经济指标、数字来衡量；但是“懒人”，如何做具体的界定呢？当然这里所指的“懒人”是穷人当中的懒人，而并非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官二代”，这里要帮助的“穷人”指非懒惰因素而导致贫穷的人，就是要剔除那些因懒致贫的人。而“懒”是一个很难量化的词，没有明确的标准去界定，大懒、中懒、小懒都是懒，又何为大，何为小呢？实在是难以衡量。
在当下中国，我们所要帮扶的“穷人”是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而现实中，因懒惰成为“穷人”的人其比例并不是很大，我们决不能因为存在极个别的“懒”人，就对每一个穷人在帮扶前进行是否“懒惰”的道德评判，让本就是物质上的极大匮乏者，再受到精神上的创伤，成为精神上的弱者。
诚然，民生政策要寻求民众利益最大化，要保障好钢用在“刃上”，但是好的民生政策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许多民生政策“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即便有明确的操作守则，也难免被一些利益熏心的人钻了空子；何况面对“懒人”这一非量化的穷人群体，基层工作人员在政策具体操作和执行过程中很难拿捏分寸，这很可能成为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权力寻租的借口，让政策走了形、变了样，与初衷背道而驰，这不仅不会改善民生，相反可能导致民众不满，政府公信力丧失。
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很难做到完美，但是能保障绝大多数对象受益就是好的，毕竟“懒人”也属于穷人这一群体，也算是弱势群体，如若“无法”剔除，如若“他”乐意接受，让其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帮扶又何妨？如果民生政策能很好的执行实施，我相信为“懒人”买单，这一代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