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央视《新闻1+1》报道：刚才您看到的那段短的录像是23年前陈佩斯、朱时茂的一个经典的小品。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们在小品里面对这种在影视作品中把人物脸谱化这种现象，进行了一个非常辛辣的讽刺。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在小品里面去讽刺和挖苦的那些对象，如今却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成为今天抗日剧中的一些情节。
抗日剧“魔幼化”“雷人化”神化，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导演导的“二”演员演的“二”，而在于整个抗日剧创作体质贫血、营养不良。
有人曾拿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与我国抗日剧作比较，认为在那样一个国家，与抗日战争不一样的战场，能拍成如此震撼人心的电影，其一是导演技巧出众，演员表演逼真，既感人，又给人以心灵震撼，同时又让人从中受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教益。然而，现在的抗日剧则不同，不仅没有教益，反而令人生厌，这种魔幻化的抗日剧，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忘却抗日战争的艰难和牺牲，让青少年误以为抗日战争胜利根本无需作出军人和百姓的牺牲，让几个武林高手一出手就可以赢得民族的新生，何其痛快哉？
抗日剧“生病”，“庸医”恐难以找到其病根。而这种病的发展并病入膏肓，不是一天两天炼成的，而是多年积攒下的病。
主持人说：前两年我们回顾一下，电视剧上更多的是戏说历史，戏说明史，戏说清史，那如果说皇上后宫的历史还可以容得戏说的话，那么抗日战争这一段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非常惨痛的经历是容不得这种戏说的。“戏说”本无罪，罪在毫无底线的戏说。所有的中国名著，其实都不是生活中的原始内容，均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整理。然而，所有的名著又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息息相关。比如《红楼梦》，没有跳出作者的生活经历，也没有跳出当时的豪门生活而戏说大观园。有人从《红楼梦》中找药方，找民俗，寻找真实的历史，其实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戏说是有底线的，没有底线的戏说就是胡说八道。皇上早已经不食人间烟火，妃子的装束打扮当然也比当时的后宫真实生活“阔得多”，无非是拿今人的化妆，来硬涂在古人的脸上。
到了抗日剧中也一样，裸女面对的“啤酒肚”红军士兵是个笑话，“顺溜”的先进狙击步枪是不是个笑话？汉奸用起了现在的冲锋枪，那八路军就可以手榴弹打飞机。一切源于宫廷戏的戏说之“疯”，谁又比谁更“二”呢？
换言之，一切文艺作品，“戏说”只应当是一种手段，而不应当是一种目的。而目前看来至少后宫戏、抗日剧，都在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才造成了抗日剧的雷人现象。
抗日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万人坑”可以为建筑商让道，烈士陵园也可以变成别墅区小公园。民族之痛逐渐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下变得漠然甚至忘却，人们已经难以拍出《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那样的优秀抗战电影，也难以拍出《铁道游击队》那样的新电影。脂粉队组成了抗日主体，“十二钗”演绎的也远远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没有雷死人，只有死雷人，这就是抗日剧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