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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3】赵红信:宰学生的"校服经济"属学校家长社会共谋

    武汉市江岸区育才二小变相强制购买校服、绝大部分学生订购5~8套;孝感市大悟一中组织学生周末补课收费1780680元,团风中学收取补课费641100元;安陆市棠棣镇中心小学额外征订多种教材、强制购买教辅材料、免费课本强行收费……8月28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通报媒体问政曝光的教育乱象,56人被问责,其中4名分管领导被诫勉谈话,两名小学校长被免职。(长江商报8月29日)

    湖北官方曝光并查处教育惠民和教育收费方面的问题,并要求继续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监督教育领域的问题,这番表态和决心给教育和学校戴上了“紧箍咒”。不过,从曝光和查处情况来看,教育领域的乱象已病入骨髓,从撤并学校的政策层面,到教参补课的学习层面,再到校服食堂的服务层面,竟然没有一个环节能够“幸免于难”。教育的整体溃败和全面失守,为此番查处增添失败的悲情色彩。

    其实,在公众舆论眼中,被查处的学校和人士只不过是撞上枪口的倒霉蛋而已。因为像随意撤并学校、强购多套校服、上百万补课费,早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显规则”,并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个案。例如北京一七一中学初中生要买8套校服,还有的学校甚至多达11套。只要想想就明白,这是学校借助管理学生的优势,与服装厂“合作”,从学生那里强取豪夺,这是典型的“校服经济学”。

    如今,学校在管理和服务方面,都有“经济学”化的趋势。撤点并校、不配备课桌椅是为了省钱,违规补课、租黑校车、8套校服、征订教辅、食堂盈利是为了挣钱,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是刀俎之下的羔羊,只有被宰的命运。“教育经济学”可以让主管部门和学校节约管理成本,并且用低质教育谋取高额金钱,所以才会成为大行其道的灰色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纵有千万名“扁鹊”,也唤不醒教育领域的“蔡桓公”,更何况个人不需承担“疾在骨髓”的后果呢。

    同时,“工厂化”的教育方式,也和“教育经济学”狼狈为奸,通过统一的校服等形式,将学生的行为和思想日渐“制服化”,谁调皮、个性,就会被轻易揪出来处理。更让人担心的是,教育领域的唯利是图和粗暴管理其实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同,因为学校一张口,家长就掏钱,否则购买8套校服和违规补课肇始之初,家长就理应质疑并曝光,而不是“生米煮成熟饭”之后由官方进行“隔靴搔痒”的处理。这样最倒霉的只是底层教育人员,尤其是成为“替罪羊”的代课老师。

    尽管教育领域“疾在腠理”,可也不是谁都能“利益均沾”的,教育资源紧缺不仅体现在老少边穷地区,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教育资源也不平衡。每一个学校门口,家长都能排三天三夜的长队,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花几百元买校服、补课,与择校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所以,学校不认为自己占便宜了,家长不认为自己吃亏了,“被宰”反而能成为炫耀资本。此刻,湖北的曝光和查处就像为教育注射急救药品,短时有效却无法治愈病患。

    因为教育领域的溃败,培养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孩子,需要个人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8套校服不算什么,补课收费不算什么,违规撤并学校不算什么,未来教育之舟多处漏水,往外舀水不起作用时,人们就会各自奔命,无人顾及舟的命运。由此可见,教育领域就像心脏停跳的人一样,眼巴巴等着体制改革的电击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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