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迅速增长，全国人民在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一胎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我国的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和解决，因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整个社会贫困落后的局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放开二胎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一胎化”的政策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三十多年的实行当中，也酿造了无数人间惨剧。许多的乡镇计生干部、村干部成了政策的刽子手，打家劫舍，要么罚款，要么将其家里的全部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许多的家庭为了多生育一个子女东躲西藏，流离失所。生儿育女，本为一幸福之事，然而陕西的冯建梅在遭强制引产，身心受到重创生育权被剥夺的同时，还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湖南孕妇龚起凤怀胎7月被强制引产，从而导致致精神失常。
“一胎化”政策的另一个受害群体是失独家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独生子女家庭失去独子女者已经超过一百多万，且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此外，有“一胎化”对人口老龄化加剧，性别比例失调，单身汉难娶甚至是房地产泡沫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胎化”的功过是非会有历史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价，然而我们在选择性的一胎政策之余应该反思，如何人人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利。当前的二胎政策是：农村户口，第一胎，女孩，可以生2胎。第1胎男孩，不可以生2胎，归国华侨、港澳台同胞，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等九类符合条件的人可以生二胎。笔者以为，“一孩半”政策的提法带着浓重的重男轻女色彩，女孩也是孩子，两个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个，谁家也没有一个半孩子，实际上，2011年之前，真正限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仅占总人口35.4%。
此外，“堵”的政策并没有降低某些人的生育意愿，在一些农村，照样是传统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思想主导，拼了命的生男孩，在许多农村三个、四个孩子的现象很普遍，有的即使儿女双全，还想多要几个，而那些没生男孩的则是生到男孩为止。孩子多了开销大，只好外出务工，从而产生了众多的留守儿童。毕节闷死的5个流浪儿，他们都有共同点，家庭贫穷，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没有专门的人来照看这些孩子，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三个家庭最多的一家是生了七个，最少的也有三个孩子，生儿不养，养儿不教，我们在责备监管缺失的同时，不禁要拷问威严的计生政策真正的管住了哪一类的人？
从山西翼城二胎试点28年生育率未升反降以及多地本来有指标生二胎却放弃的例子来看，“疏”的政策并不会带来预测的人口大增的可能，计划的再紧，也有人想着生二胎、三胎，计划的松动，也不一定所有人都选择生二胎。
政策的伸缩性，恰恰给徇私舞弊者多了一个借口。况且，以罚代管，从根本上遏制不了想生多胎的群体。农村花两三千块钱就生了，城市有钱人花20万元就生了，更有钱的甚至还可以去美国、香港生。实际上，真正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生政策主要是限定了夫妻双方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汉族人群。因为这些人害怕影响升职，担心丢掉饭碗，对其他群体来说则是一纸空文。
而选择性的二胎政策非但控制不了人口增长，反而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不利于人口结构优化配置，也不符合人口生产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应该提倡生1胎，允许生2胎，严厉杜绝3胎，对1胎或不生的给予重奖，比如1胎者给予孩子上大学免费等优惠，对3孩及以上孩子的父母给予拘役、管制等较轻的刑罚处罚。同时剥夺其保障房等一切福利待遇。
有钱人能生孩子，没钱的不能生孩子；体制外能生，体制内不能生，我们连最基本的生育权都不平等，还谈什么其他平等？履行计划生育义务是全民的义务, 而不是公职人员的特有义务。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公务员与普通民众上在权利义务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太大不同。因此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无论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城乡、地域、民族，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有生二胎的权利，这才能体现人权的平等，男女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