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称为侦破宿舍盗窃案，山东滨州滨城区公安局采集滨州学院全校5000人DNA，引发网友热议。有学生表示采集只针对男生，也有专家表示采集成本可能高达50万。随后，涉事学校宣传部长表示采集DNA是配合警方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校方不知道是为了破案，该校已经完成采集3600余人而非5000人。（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
不实之语，是为谣言。滨州学院数千人被采集DNA，当事学校与地方部门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辞：滨州学院称，当地公安机关对学校的说法是要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学校主要是配合警方的工作，并未明确告知学生可以自愿；而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的说法大致是，大量采集学生DNA和今年以来滨城区发生的多起学生宿舍盗窃案有关，而这类案件侦破起来难度较大。很显然，此事的真相只有一个，必然有“人”在信息传达与发布中有意或无意撒了谎。
更要命的是，即便我们相信这两个版本的说辞都是真相，仍经不起逻辑的质疑。如果警方的说法是事实，《刑事诉讼法》第130条确实明确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等生物样本。但问题是，数千人被采集DNA信息，就算多起盗窃案发生在所辖领域，被害人与嫌疑人也不可能动辄数千。如此大面积采集个人DNA信息，在法理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校方的说法是事实，那么，通过短信、微信或口头的方式要求学生主动去采集DNA信息而没有及时告知采集的责权关系、事实真相，校方对学生因此感到的不解与不安需要担责吗？不声不响地要求学生抽血采集信息，“领了个单子，然后填了填自己的基本信息，抽了点血，就回来了，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这也就难怪有人要揣测，是不是有人在校外出了事、或者女生新生出了问题等。至于“流动人口数据库”的说辞，显然已经悖逆了公民的认知常识：学院年年都查DNA吗？或者这个城市流动人口都参与检测了吗？
语出多门的官方解释，令采集DNA事件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但不管怎么说，氤氲在事件之上的怠惰思维、信息不对称之上的告知义务，显然已经将当事的警方与校方统统送上了程序正义的烤架。在人体信息保护越来越成为敏感的国际议题的语境下，动辄数千人采血的含混做派，已经不仅仅是办案成本的性价比考量那么简单。执法者如何敬畏法律，校方如何在言行举止中培厚学生的公民意识，此事都是值得揣摩与反思的样本。
大道不畅，小道必猖。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过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数千人被莫名其妙采血，这事儿不可谓不重要；权威部门左右互搏，真相不可谓不模糊；事发于高校之内，舆论的批判与警醒意识更为强烈——面对今日的流言四起，怨得了舆论别有居心吗？到底是为了建数据库还是尽快破案，说谎的地方部门会在严苛的问责中长出“长鼻子”吗？
比DNA真相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权力部门的“习惯性扯谎”——而沿着它们的品性顺藤摸瓜下去，也许监管部门应该有更多的惊奇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