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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聃:检察官辞官种田应被关注

    山西检察官实名举报干部三年无果辞官种田的新闻,昨天依旧在网上被热传。曾荣立一等功、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的山西省检察院检察官张旭民,实名举报该院副检察长严奴国在担任院政治部主任期间,涉嫌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严重违法犯罪问题,三年无果后,他选择了辞官回乡做一名农民,开荒山、搞养殖。

    尽管前检察官张旭民表示,自己还将继续举报下去,但毫无疑问,辞官种田至此已成为一个分外悲壮的结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当官员真正回家做农民,这本身就蕴涵了一种个人抗争的放弃。正是因为三年举报无果,张旭民才选择了提前退休。他似乎已远离了冲突之地,也一再表示就算有生之年问题解决不了也无憾,但回归田园终究是种无奈的抉择。辞官再附加上种田,只能愈加让抉择显得苍凉。

    就像法官上访是“非典型上访”,检察官张旭民的举报显然也是一次非典型举报。“非典型”首先体现在其身份的特殊性上。检察官的身份注定张旭民拥有比常人更多的举报与救济资源,也更加熟悉体制内的申诉渠道与规律。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其举报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第二层“非典型”:至少从新闻的内容来看,张旭民举报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都得到核实,但因为被举报者严奴国的继续在位,一次成功举报最终还是成为了无头案,难于追责。

    看清了此种“非典型”的个人抗争,就会看到张旭民身后更浓厚的尴尬意味。当对实名举报的独立第三方调查远未形成,举报事项只能重回事发的原单位处理,如此遭遇的只能是被举报者的刻意障碍,真相难出。在此刻,检察官张旭民与其他的实名举报者一样孤独。于另一方面,对“吹口哨人”实名举报者的法定保护远未兑现,这也就导致了检察官张旭民将重复不少实名举报者的再无退路境地。发生于前检察官张旭民身上的,正是所有举报人共同的困境。

    即便种田仍声明自己不会放弃举报的张旭民,谁来为他减少此种负累?新闻报道会让其被聚焦,促进举报事件本身的被解决,但要让类似的自我反抗式事件不再出现,需要对实名举报处理机制本身的改革。当实名举报能常态性地被“第三方”处理,举报者也能处于一种笃定的被保护状态,曾经闻名遐迩的检察官自然就无需提前退休,更无需愤而种田。

    改革当然不可一日速成,对于山西检察官辞官种田事件,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期待新闻不被降温,并以此来带动更多的改变。河北保定自锯病腿的农民郑艳良说,“新闻降温即意味着我将死去”,同样,如果不能对一起检察官的实名举报失败加以持续关注,那么更多举报人的命运与抉择将不难想象。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是一次小小的声援。多么希望让人们的眼睛在该则新闻上多停留些时刻,关注前检察官张旭民,也是在关注更多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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