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光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后，根据无锡市人口和计生委的说法，他们高度重视，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不但向张艺谋发函十多次，还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至今未能联系到。
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争论。很多人认为，“不管是什么身份，只要其行为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就该支持”。价值观往往是黑白分明的，但社会却复杂而灰暗，这往往会误导人们的判断。这种观点太过简单，未考虑社会现实，在当下的中国，身份岂能是一个视而不见的因素？
其实，早在数月之前，张艺谋的超生就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热了一阵子之后，就不了了之，悄然平复了。在这几个月中，根据无锡相关部门的说法，他们苦苦地找一个大名人，对方无回应，自己也就无可奈何。张艺谋不回应的确可能，但真要找不到却不太可能，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的对普通老百姓的干劲、狠劲，要找到一个大名人并不难，但他们千方百计，却仍然找不到。
这场闹剧粉粹了那些试图依靠名人超生冲撞不合理规则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容易想到，在这一出“张艺谋哪儿去了”的闹剧上演的同时，在无锡地界，难道就没有了强制流产、强制节育、强制罚款的事情吗？显然不会是这样。张艺谋能生、能躲、能让无锡相关部门“找不到”，来源于千丝万缕的权力网络的庇护，是特权，丝毫帮助不了普通老百姓。
这种执法的柔软是一种因人而异的柔软，由于不再侵扰权力群体，对另一些人就变得更加坚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计划生育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没有强制性，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没有了任何居于庙堂之上的反对者，从而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老百姓软化。显然，这不是对计划生育的瓦解，而是对计划生育的极大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说权力不遵守此法有消解作用，但在量化上看，比起因此而产生的对老百姓的强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正如30年前的“官倒”，绝不是在为中国人争取经济自由；而把子女户口迁到北京的官员，也绝不是在为中国人争取迁徙自由。
恰好相反，中国的很多问题，正是这类特权造成的。当某些群体的权力越过了个人权利的边界，侵入了公民个人权利范围的时候，从被侵犯者的角度看，这形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所以，特权是各种社会问题、各种不合理法规的始作俑者，当特权阶层可以不受这些规则制约的时候，就会更进一步地固化、强化不合理的规则，使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更加严重。
张艺谋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完全可以发声为自己辩解，或批评他认为不合理的制度，或建言进一步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法规，这是他能力范围内的合理义务，既可以为自己说话，也可以借此形成一个公共议题，进而帮助到更多的人，而且，这也是安全的——— 此次三中全会也提出逐步完善调整生育政策。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需要声援。但是，张艺谋并没有这样做。
本来张艺谋作为公众人物，作为涉嫌超生者，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有那么几分责任，为公众代言，做出呼吁。不过，张艺谋从来没想过要借此机会为公众、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一点事情。公众的知情，公众的声援，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避之不及的压力。既然如此，所谓声援他，就显得非常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