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矛盾凸显期”、“矛盾多发期”，但近来媒体的很多报道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个“怪事凸显期”、“怪事多发期”(当然媒体也有媒体的苦衷)。汉语成语中，本有“坐井观天”的故事。大约900年前，金朝的皇帝发明了“井狱”，将俘获的大宋钦、徽二帝关入，任其仰天长叹。而900年后的今天，在堂堂首都北京，则出现了“井居”一族。按报道所说，竟有不少人，住得最长的已有20年。
昨天有记者采访我，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还真是觉得无可奉告。回家后想了想，今早发了一条微博。首先引用了“井居者”的说法：“去了救助站，一家就没吃喝”——恐怕这是实情。接着发表评论：“‘井居者’的需求是长期性的，救助站解决不了他们与生计相联系的长期居住需求，所有的现行政策应该也解决不了，拟议中的‘城镇化’恐怕还是解决不了。因为我们的政策思路常常把‘安居’和‘乐业’割裂开来了”。
今天，又有记者看了我的微博不甚理解，打电话求解读。于是干脆就我的观点展开一下，铺陈为一篇短文。
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大城市都有“贫民区”，不雅点的称呼就是“贫民窟”。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常见，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时似乎也不能免。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种现象归为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大批劳动力涌入大城市，他们初来乍到，囊中羞涩甚至身无分文，所以在要“花大钱”才能解决的居住问题上是能凑合就凑合。在讲究自由迁徙和居住的国家和地区，政府也不能横加干涉，但又舍不得为穷人大笔投入。最后的办法就是划出一块区域，让贫困群体自己想办法解决居住问题，最后就形成了“贫民窟”。
现代社会里，人们往大城市流动，目的是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或曰谋生的机会，这种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用强制性手段是难以控制的。当这些流动劳动力来到大城市，图个温饱也许比较容易，而最难解决的可能就是安居问题了。北京的房租，即使是廉租房，又岂是他们住得起的。“井居者”以及以前历次被“关怀”过的“城中村村民”、“群居者”、“露宿者”，等等，其实都是在收入不高甚至极低的背景下，无奈中采取的“不合常规”的居住办法。也许有个情况我们更应该注意，这就是一旦他们被媒体关注了，领导关怀了，最后的结局很可能就杯具了，即没地方住了。
“井居者”是否救助管理制度的服务对象？至少被报道得比较多的王先生不是。救助管理制度的服务对象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但王先生有家，就在3小时路程之外的怀柔，所以不是“无家可归”；他“井居”10年，但日子过得似乎还很有规律，甚至津津有味，所以算不上“生活无着”；更重要的是，他从来都是靠劳动养家糊口，根本就没有“流浪乞讨”。何况现在救助管理讲究的是自愿，他不自愿，就没人可以强制他“被救助”。
进一步分析，救助管理提供的只是临时性的食宿服务。一般来说，让被救助者住一个星期后，就会给买张车票并“护送”回家。可王先生要满足的是与生计相联系的长期居住需求。也就是说，不但要能长期居住在城里，还要能够就业或有可持续的活计。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是他自己安排的，若是没有外界干预，他的选择至少目前是可持续的。因为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0年，而且他的“洗车”市场一时还没有疲软的迹象。现在如果政府要帮他作安排，现行政策中只有回家吃低保才对得上，但他家又被贴上了“超生”的标签。退一步说，即使得到低保，可能也不够一家花销。现在他一个月可以挣3000元，低保给不了这么多。即使给了低保，恐怕他还是会外出讨生活。
那么正在拟议中的未来的“城镇化”，是否对“井居者”一类的社会群体是个利好消息呢？至少现在还不能过于乐观。如上所述，外来人口是本着就业和生计的目的涌入大城市的，因为大城市机会多；但拟议中的“城镇化”却把他们的家规划在小城镇，大城市仍然对他们关着大门。不知按这样的“人—家”分离的政策思路设计的宏伟蓝图，其后果会是怎样？
昨天在出租车上听了一段评书，正说到岳元帅因钦、徽二帝蒙难，在北国坐井观天，于是，每餐粗茶淡饭，进食前必面北祝祷，不敢僭越。突然想到，要是我们的各级政府，也会为升斗小民，亦即政府服务的“上帝”的苦难操心得茶饭不思，那天下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
现在政府部门的执行力确实大大加强，不出所料，刚刚写完这篇文章，媒体已经报道：《北京住人下水道井口被执法者用水泥封死》。其实这个后果用脚指头都可以估计到，因为现在的社会管理者的行为逻辑和管理水平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寒冷的冬夜，这些匆忙出走的“井居者”又会在哪里过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