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长期辛劳，46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尽管这位母亲不该把农药拿到孩子床前，她之所以失去理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双胞胎儿子的生命，足以见证其绝望之深。（11月9日四川日报）
在这一“慈母”毒杀脑瘫双生子中，许多细节令人唏嘘。“虎毒不食子”，一对脑瘫双胞胎儿子已与武文英相伴20年，而且还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按理说不该如此残忍、绝情。另外还有一个常理无法解释的事实，武文英毒杀两脑瘫儿子后3000余名本村村民竟集体缄默，无一报案举报，而且，在武文英自首并接受调查和法庭审判之时，竟然获得的是全体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竟集体为其“求情”。这样的违背人伦的“毒杀亲生儿子”事件，不仅没有受到道德和舆论的强烈谴责，反而博得了绝大多数人群的同情，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最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毒杀亲生儿子”者如果不是真到了“走投无路”地步，她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一个长达20年的抚养脑瘫儿行为，却又得不到体制内和制度内的关怀现实，是让武文英弑儿的最主要根源。家庭家徒四壁，武文英丈夫曾试图求助，但碰壁。媒体三次报道“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19年”的事迹后，政府部门送来轮椅和500元钱，和兄弟俩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可即使这个村里见诸报端的“知名家庭”，也没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这或者揭开了“弑儿案”动因的真正谜底。再者，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非正义式”杀人事件，反而获得村民“理解”的背后，本质上也是当地村民“理性”分析的结果，没有制度性的帮扶和政府的资助，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生活简直是“遭罪”，杀死儿子反而成为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所谓的社会“正义”之外的“次优的正义选择”。所以说，这起事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个家庭和当地村民根本没有看到来自于制度的“正义”，包括制度性的帮扶，制度性的解决脑瘫儿的医疗和生存生活问题，“希望他（脑瘫儿）死”，反而成了这个家庭、所在村几千名村民，无奈又必然的“合理”选择了。
以一种“非正义”的手段，竟然获得了舆论的同情、道德的理解，只能说明正常的、机制体制内的“正义”严重缺席。就如一些有“冤情”寻求制度帮扶的人群，在无法获得来自于正常途径的“正义”之时，他们只能通过“铤而走险”的非正义模式寻求他们的“正义”。诸如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绑架式”讨薪，如果维权机制是畅通有力，何来“绑架式”讨薪？又如此前同样被人关注也被一些人同情的“冀中星事件”，如果在广东东莞打工期间，他的伤残问题能够有效通过制度性和机制性的正常手段解决，又何来千千迢迢上访、乃至“自残式”公共场所“爆炸”？每一起令人唏嘘的“非正义事件”，往往获得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的背后，莫不反衬出制度性帮扶和制度性提供正义保障的冷漠。如果社会“正义”是彰现的，机制性和体制性的运转是正常的，一些人伦式悲剧的，类似的“慈母弑儿案”、某地一位丈夫付不起医药费的“杀妻案”，根本不可能上演。
制度性的正义一旦“沉睡”，“非正义”的解决方式必然大行其道。就如个别地方流行的“黑道讨债”，某某与某某通过非法手段“摆平”纠纷，弱势者无奈之下的“自锯腿疗病”，日前的“慈母农药毒儿”......发生的原因莫不如此。“慈母农药毒儿”是一记极为触动人们内心的警钟，也是激活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机体体制的契机。让社会正义、社会公平和社会关爱，真正“活起来”，充分发挥作用并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是驱散人们心中的阴霾和让正义真正得彰的前提。
在国内诸多贫困乡村中，类似的脑瘫儿子和脑瘫家庭还有多少？最新调查研究显示，我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至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这些脑瘫儿童，在治疗、康复、教育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些亟待帮扶的患者和家庭，都面临着制度性正义的缺口。期待有关方面能以此为警醒，真正以制度正义之手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渡过难关，而且，制度性的正义应该敏感和放大到其他同样需要帮扶的人群和更多社会领域。如此，才是这一事件带给社会和社会未来的最大启示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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