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州黔南州民众想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却发现十几二十个部门都搬了家。州信访局、公安局办证大厅等十几个州直单位办公楼被拆，一栋州民政局办公楼甚至装修还没结束就拆了，全都商贸楼、精神病院临时租住。一份棚户区改造项目公示称，此次拆除是为了建广场、修公园，州直机关将整体搬到在建的东部新城。（据央视《焦点访谈》16日报道）
黔南州主政者一声令下，当地棚户区改造就开始了，不过里面藏着很多猫腻，多栋政府大楼和居民楼，被当成危旧房迅速拆了。
官员热衷于大规模拆建原因有几个：一则，借助棚户区改造的机会，绕开不准大拆大建的规定，让政府大楼能浑水摸鱼获批；二则，通过所谓的改造工程，对城市重新规划安排，以满足权力的独特审美；三则，通过一系列建设工程，拉动当地GDP发展，为官员换取不菲政绩；四则，城市综合体、绿地花园建设，能够抬高原有土地价格，延续政府的土地财政。
仔细观察可知，官员按照个人意思改造城市，和大家小时候玩的过家家很像：完全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随意“建设”；“建设”过程中随意修改原有的蓝图；建成后不满意选择彻底推倒重建；每人都会抛弃他人已经开工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孩童过家家只是没有成本的童年游戏，官员“过家家”会造成几十亿的社会资源浪费。
换言之，主政者在规划城市中得到的好处，公众和社会需要为此支付数倍的成本。譬如，公众办事无门会影响生意、工作，市民的生活也不得不辗转奔波，纳税人的钱被拆得七零八落，还要额外支付办公场地的租金，将来要在畸形房产市场高价买房，更何况拆建中贪腐可能性很大。“政府请客，公民埋单”的城市规划，无须负责的官员孳生“过家家”思维，无约束的权力又将其弊端放大，最终披上千篇一律的水泥外衣，而不是公众心目中那个温情的家。
一个投资型的地方政府，具有最原始的逐利冲动，这是黔南官员不顾中央禁令和民心向背重新造城的根本原因。他们把能拆的迅速拆掉，以求“生米煮成熟饭”，继而“绑架”上级的安排，在隔靴搔痒的处理后，工程热火朝天干起来。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地市有造新城规划，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改造，很可能是打着城镇旗号，将接二连三在各地曝光。也就是说，若找不到一个破局的良法，全国都将为住不起的城市付出代价。
别再让官员在城市规划中“过家家”，首先要让地方主政者为此付出代价，谁违反禁止大拆大建的规定谁下台，并且要为造成的损失负法律责任。其次，城市规划必须有更严格程序，问询民意、求助专家、组织听证，并且将审批权交给上一级政府部门，不能自行其是。再次，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改革达到“治理的现代化”，摆脱投资型政府和土地财政的羁绊，收回对市场、社会的干预做一个本分的服务型政府。
城市并非“过家家”用的沙盘，不能有了新规划就推倒重来。因为，每一座充满历史的城市，都布满了公众自发的“微改造”：为城市雕琢时间带来的人文底蕴，为个人塑造祖先传承的精神面貌，为生活涂上自由开放的流光溢彩。权力的大刀阔斧，造不出城市艺术，资源浪费也太甚，理应缓上一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