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某廉政讲堂上，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周感叹，“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并告诫听众，管好自己，“要想发财你就不能当官”。（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当干部风险大过矿工”，这个说法虽说听起来新颖、唬人，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问题重重。首先，当干部的“风险”与当矿工的危险并不具有可比性，前者完全是可以防范的，而“提头挖矿、拿命赚钱”在当下一些地方，却几乎是矿工群体无法逃脱的宿命。硬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简单的数字比较，不说牛头不对马嘴，至少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况且，官员受处分与矿工遇难又怎么能够等而划之、加以比较，如此，置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于何处？
遗憾的是，这些年，类似的比较研究，以及“当官是高危职业”的论调在国内甚嚣尘上，不少官员也随声附和，似乎当官真成了份苦差事。其实，他们这样说，对外，无非是为了打消公众对于公职人员“铁饭碗”的羡慕起妒恨，强调“我也不容易”；对内，顺带也警告下属，我们的监察机制还是很严厉的，你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小心被处分。问题是，从多年的实践看，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种“危言恫吓”似乎都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一方面，就业困难、工作阙如的世情使许多人对于铁饭碗、高福利的“体制内生活”充满向往、趋之若鹜，甚至“死都要死在体制内”；另一方面，巨额权力租金的诱惑也驱使许多官员宁可冒着被查处的风险前腐后继。而之所以如此，倒并不是说相关的廉政讲堂开办的太少，“当干部风险大过矿工”的道理没有宣讲透彻，甚至也不在于目前的反腐力度不够，而关键是，在如今的制度环境下，所有这些努力都不可能真正触动官员们的“廉政神经”。
因为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官场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由于权力未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致使其行使过程往往既不透明也缺乏约束，因此无法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发生，反腐往往只是“事后诸葛亮”。这种情况下，无论落马官员人数再多、受到的刑罚再严厉，从本质上讲，贪污被查仍属于“偶发事件”。相比腐败的“必然收益”，前者的“风险”自然为人们所忽视。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杀头的风险。”其实，人性是相通的，资本家如此，官员亦然。
所以，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反腐措施，权力缺乏监督与约束，不要说“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超过矿难人数”，即便是每年被枪毙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超过矿难人数，恐怕也难以遏制官员腐败的冲动，而这或许才是“反腐专家们”应该好好反思，并加以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