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黑龙江省一名干部被辽宁警方上网通缉，在单位被戴上手铐抓走，最终辽宁警方承认通缉错了人，并撤销了网上的通缉信息。昨天，发布通缉信息的辽宁警方来到被错抓者的单位正式道歉，并为错抓者恢复名誉。（《法制晚报》12月23日）
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第二起警方误抓事件。虽说到最后，被错抓的恒山区人民政府税费督察室主任宋东民得以恢复正常生活，被恢复了名誉，但这段被错抓的经历，那种被警方错抓时同事们看热闹的情景，如同湖南被错抓女子刘丽的感受一样，如“噩梦不堪回首”。
尽管在事后，知道自己错抓了的警方都百般好言向被错抓公民致歉，“您受委屈了”，也似乎表达了真诚的歉意，相关警员也将受到处罚。但这样的处罚显然无法抹杀掉公民被错捕的真实经历和内心痛苦。弥补错抓错捕的唯一良药就是吸取错抓错捕的教训，让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的公权力在行使前和行使时更加地苛刻，严谨而合法。
公安机关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发布通缉令，甚至是异地按程序抓捕，这些本应是分内之事，于社会治安，于依法治国当然是好事一桩。但方向是对的，倘若疏忽大意，没有一点严谨的态度，都会不经意间侵犯公民的权益，就会产生不必要的成本。缉拿的成本，人员车辆等资金成本的支出是要计算的，错抓错捕这样的隐形成本更是具有严重危害且需要认真对待的。但在具体操作中，一些公安机关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缉拿成本的高低，只要能抓到自认的疑似的“犯罪嫌疑人”，就可“弹冠相庆”，放手一抓了。这样的结果是，湖南女子刘丽被错抓了，黑龙江恒山区宋东民也被错抓了。一次次错抓的尴尬境地下，不仅没能抓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反而贻误了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机，对于公民权益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更伤害到了公权力的可信度与威严。
错抓的根本在于，公权力缉拿他人的责任走了形式，程序有些太过大意。换句话说，缉拿公民的公权力在行使时，没有受到核实、监督等起码的约束，责任前置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没有受到“一点委屈”。尽管哈尔滨警方已经尽到了一定程度的严谨核实责任，但仍然未能让宋东民免受20多个小时的人身限制之灾。在类似的事情上，事后的责任追究，往往具有“马后炮”的意味和“蜻蜓点水”的敷衍，前车之鉴的警省总是那样的不够深刻。
权力是权利的衍生品，但权力在实际运作中又过于强势于权利。当权利把社会管理的力量让渡给权力时，权力更应该珍视自己手中的这种力量，宁愿让自己受些委屈，多做些调查核实工作，敬畏权力运作时面前那份高贵的公民权利。如若不然，一旦缉拿公民的权力开启时，在疏忽大意的态度下，在不受约束和严格管控的前提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刘丽，下一个“宋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