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一天，法学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边，以爬行的方式行进了一公里。一年前，这位法律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个人微博上公开打赌，预言“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赌输的代价是“罚自己爬行一公里”。（1月6日《北京青年报》）
范忠信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果必信。这是一名法学教授、知名学者的风骨。“爬行一公里”，既是对自己赌输的“惩罚”，更是对官员财产公开的“鞭策”。“掌膝渗血”，足见爬行之艰，也与推进官员财产公开之难相吻合。这是一次履约之旅，也似“行为艺术”给人刻骨铭心。基于对公示公开制度的信任与信赖，“这点痛算什么”，或正是“苦肉计”的精巧之处。
官员财产公开的地方实践“走在前”。不懈的努力与尝试，局部的、零星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遭遇险滩暗礁，虽未抵达“彼岸”，但其经验与教训都是财富。实践是提练并上升为理论的基础。日前，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到“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中纪委近日也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
不可否认，实行官员财产公开阻力很大。民意已过河，很多官员仍在“摸石头”。早些时间，就有官员反驳，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在去年广东省两会期间，广州团的叶鹏智代表认为，“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人大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官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形成“矛盾”，两种权利相互博弈，既然涉及到法律问题，立法就不能袖手旁观。
官员财产公开不能“爬行”最后一公里。或许距离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仅有“最后一公里”之遥。从公众的期望以及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上讲，从官员财产公开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上讲，从制度反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讲，立法的时机都已逐渐成熟，立法的可利用资源也很丰富。实践一小步，期待立法迈大步，而不是“爬行”，马年将至，更需“快马加鞭”。立法规范，既有威慑力，也存保护性。官员财产依法公示公开，既是官员自证清白的重要手段，又是主动接受监督的主要途径。
立法的“最后一公里”是制度建立与创新的攻坚克难，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则是确保制度功效的监督保障。后者也不能“爬行”，必须让人民监督“站起来”。任何公开与公示都是手段，接受公民监督是目的。鉴于此，只有赋予公民更强大的监督权，才能挤干财产公开中的“水份”，才能让财产公开“去伪存真”，才能让这一“阳光法案”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