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临近，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打工的350多名农民工因无法拿到上千万元被拖欠的工资款而无法返乡过年。他们拿着按有红手印的联名讨薪材料，不断到县政府等部门讨要属于他们的工资款。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监管部门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上玩“花样”、使当事企业逃避监管；而主管理部门更是违规发放施工许可证，将农民工的利益置于末端。（新华社 1月15日）
又到一年年关时，可对于部分农民工而言，过年却意味着无法拿工资回家的痛苦和迷茫。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打工的350多名农民工因为无法拿到上千万元被拖欠的工资款而无法返乡过年，这让他们倍受煎熬。谁不想拿着工资高高兴兴返乡与家人团聚呢？那一张张像摁满红手印的农民工讨薪书，难道不是农民工在痛诉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无良和无耻吗？
看着那一张张摁着红手印的讨薪书，让笔者对摁手印这种国人表达方式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摁红手印只有三种情境才会出现：一是特别郑重的场合，如签合同，做证明等，如小岗村十八位村民顶着政治风险摁红手印在“生死状”要求分包到户；二是被迫无奈的交易。如杨白劳的将喜儿卖给黄世仁的卖身契上的红手印。三是一般的经济交易。一般红手印有不可否定性，甚至是一些专门的防盗设备、门禁系统、身份证明系统等等，都与手印或手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除了意味着独一无二的非他性，从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尊严。
为什么现在国人很少用摁手印、下跪这样表达诉求，因为现在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多，没必要摁手印。但是为什么在农民工讨薪的现实中被反复使用？很明显，农民工讨薪无望。一些部门将企业不法行为通过办理许可证、补充手续，使不法行为合法化，使企业占理，农民工工资从此“望薪兴叹”也就“有理可据”了。
农民工之所以讨薪难，除了有的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低、不懂得如何维权这个客观因素外，更多的则是农民工不能左右的外在因素。有的企业认为农民工可欺，故意拖欠，降低成本，这是企业的因素。有的劳动监管部门官僚气盛，推诿扯皮监督不力，甚至有的劳动监管部门站在企业一边，与企业沆瀣一气，置农民利益于末端。正是因为如此，再严密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也早已变成废纸，农民工讨薪才会年复一年，跟电视剧似的被“炒冷饭”。但即便是“炒冷饭”，这样的“剧情”也充分了悲情，更是对一些部门的控诉。
近日，在网上一位小男孩举着希望在外务工的爸爸回家过年的纸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的梦想。这是一个孩子的梦想，也应该是农民工的愿望，更应该是全社会一个共同行动目标。不仅要让农民工及时回家，与家人团聚，更应该让他们怀揣着他们应得的工资踏踏实实、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
希望农民工拿工资回家过年不再是新闻，但前提是，那种摁着农民工红手印的讨薪书需要解决。靠什么呢，除了完善各项制度，除了事后的追责（这样的结局对农民工太遥远且不适用），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人员以未泯良心帮助关心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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