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就开春了，山东省高密市东北乡高平庄村农民栾华告诉新华社记者，他盘算着年后不种玉米了，自己的9亩地要全部改种红高粱(2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
自从作家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山东高密东北乡迅速走红，成为一个在国内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地方。由于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以他老家地名为环境的场域中，因此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具有经典性的地名。一个成功的作家对其故乡所作出的贡献，在此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也是文学所产生的一个衍生功能。
但是，如果将文学的这种衍生功能落实到生活中去，让作家笔下描写的场景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蓝本，则很可能会弄巧成拙。高密确实有过种植红高粱的历史，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产量低口感差等原因，红高粱在当地已经难觅其踪。红高粱的淘汰，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莫言获得诺奖以后，据说高密当地政府曾经有过一个规划，要在当地推广种植万亩红高粱，随着由莫言获奖掀起的热流渐渐退去，万亩红高粱似乎并未成为现实。但是，莫言获奖给高密官方带来的刺激却未消散，2013年初，区党委牵头成立了高密东北乡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自愿入社，企业免费提供高粱种子，采取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订单农业模式。据报道，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200余农户入社，流转土地达3200亩。看来，虽然离万亩红高粱的目标尚有距离，但几千亩红高粱土地连在一起，放眼望去，确实也可称得上蔚为壮观。
但是，这个以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红高粱为经营目标的专业农业合作社的经营情况怎样呢？报道引述一位叫栾华的农民的话算了一笔账：种一亩高粱地能收获1700元左右，刨去成本后每亩净利润为500元，政府提供每亩200元的额外补贴，这就是说，农民种植红高粱，每亩可净收获700元。但是，只要是对当下的货币购买力有所了解的人就应该明白，农民辛辛苦苦经营一亩地收获700元，其投入产出的失衡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统一种植红高粱的活却是一种低效益的劳动，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其他农作物，可以得到更高的经济收入。据说，“高粱红海”重现东北乡之后，立刻引来电视剧《红高粱》剧组取景拍摄，东北乡红高粱的名气更响了。看来，农民在土地上的耕作，只是为了拍摄一部电视剧，至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已经无足轻重了。在新华社的这篇报道里，那位叫栾华的农民高兴地说：“入了合作社省心又赚钱，比种啥都强！”听到这样的话，我犹如看到了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中的场景，一群由作家按照其理想塑造出来的农民坚决要求入社，与资本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确实是充满激情的描写，可惜的是，如果这是真实的，人民公社体制就不应该瓦解了。
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场景，如果能够移植到现实生活中，确实能够增加人们对作家作品的了解与兴趣，但过分夸大这种衍生功能，其实很容易造成对作家作品的曲解。即以《红高粱家族》来说，尽管莫言在作品中深情地写着：“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但这是作家的文学想像，而不是农作物种植指导，更不表示他对高粱这种农作物的经济价值的推崇。如果政府以此来要求农民统一种植红高粱，这是把现实生活当作文学来理解了。对于这种利用政府权力来强行推广某种农作物种植的做法给农民造成的祸害，莫言的另一部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已经有过生动的描写。据说，这部小说发表以后，山东有一个对号入座的蒜薹之乡的行政长官十分恼火，曾经表示不欢迎莫言进入他们的领地。如果莫言有一天依照《天堂蒜薹之歌》的模式写一部《红高粱之歌》，不知道高密东北乡的领导是不是也会开除莫言的家乡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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