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对东莞多名扫黄不力负责人进行问责处理。广东省委常委会当天研究决定，免去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黄江镇党委委员、黄江公安分局局长邓金祥、虎门公安分局博涌派出所所长张国贤、厚街公安分局厚街派出所所长王沛基、凤岗公安分局油甘埔派出所所长李太山免去职务，而4镇的党委书记被责令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道歉。（2014年2月17日东南网）
东莞官员不能道歉了事！这个声音应该社会的一个呼声。社会有这样的呼声，不但东莞有这样的理解，社会上更有这样的理解。“淫都”一词被社会加冕到东莞市的头上，足可见东莞的黄色之路已经多么的久远。不仅如此，更有报道称，东莞“淫都”已经形成“产业链”，在如此的背景下，东莞的官员出来道歉，显然是一次表面功夫。长期的纵然，或者呵护，或者充当保护伞，是东莞造就“淫都”的根源，如今被彻底曝光，便寻思以“道歉”了事，显然是欲盖弥彰。
官员的道歉，社会是可以接受的，政策上也可以接受，但要理清官员道歉事件的原委，而不能囫囵吞枣的一概道歉而论。比如一些天灾人祸的偶发事件，给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社会就可以接受，也充分理解。但类似东莞“淫都”这样的事件，官员也出来道歉，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只能是一种所谓官话或搪塞，或者推卸责任。
近年来，在重大责任事故和重大公众事件中，官员主动道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的开明进步。但实际上，每一个官员道歉的重大事件背后都有一定的舆论倒逼存在，这也是推动官员道歉的主要原因之一。10年前，我国启动官员问责机制，重大公共事件后主要官员的公开道歉明显呈增多趋势。事实是明摆着的，道理也是明摆着的，官员的道歉只是逃避责罚的一种暧昧形式。道歉，已经成为涉事官员免于问责的救命稻草。官员的道歉，是制度上的一种开明进步，还是低成本犯罪的挡箭牌，是有必要明察秋毫的。
官员渎职犯罪，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制度的监管漏洞，一个就是经常讨论的犯罪成本。而想要杜绝官员的犯罪，加重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显然是有效途径。通过对渎职犯罪的高成本高压震慑，真正做到“杀一儆百”，制度上的所谓监管漏洞也就不堵自严了。就东莞事件而言，官员给社会道歉，能抚平社会的创伤吗？能抚平东莞色情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阴霾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道歉也应该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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