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垚烽:拿什么增强"民告官"的信心与胜率？

    读完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注意到，几乎所有类型案件的审结数量都上升了，只有行政诉讼案件除外。数据显示，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从2011年的13.6万件减少至2013年的12.1万件，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表示，“看了十几年知道行政诉讼不容易赢，老百姓肯定不愿意再去打官司。”（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行政诉讼因其原被告双方的特殊身份，故一直被视为衡量一国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相比民商事诉讼，民众往往更能从“民告官”的实践中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社会的正义。然而骨感的现实是，一方面，出现行政争议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行政诉讼却持续减少。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知道，民众“用脚投票”，出现纠纷也不愿意打官司，并不意味着相关争议就此消弭。恰恰相反，司法渠道的淤塞只会将更多绝望的百姓逼到信访、暴力对抗等路上。可以说，这些年各地群体性事件激增就是因为许多人对刑诉制度失望所致。尽管相比走司法途径，通过上述渠道解决争端，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所支付的经济、人力、治安成本都要高昂的多，但却相对有效，这不能不说是对法治中国的一大讽刺。

    百姓不信任行政诉讼，不愿走“民告官”渠道，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之前的法律对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作了非常多的限制，不少人欲告无门，立不了案；其次，就算法院审理了，相关判决结果也往往偏向于政府，百姓胜诉几率极低；再次，即便民众偶尔胜诉了，也常常会遭遇执行难等问题。所有这些，不仅令群众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民告官”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同时也大大影响到公众对于司法的整体信心，而这，势必严重阻碍我国的法治进程。

    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法律界早有共识。去年底全国人大启动的《行政诉讼法》大修，就提出扩大受案范围、强化受理程序约束、对“红头文件”的附带审查、明确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将拘留负责人，力图破解“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不过，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是修改相关法律条文，而不从制度上改变因经费、人事不独立带来的“独立审判难”问题，那么“民告官”依然前途渺茫。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而河南省更是已着手设立两个直属中院，跨区域管理10基层法院。虽然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目前尚无法下定论，但“民告官”审结率下降的势头显然必须得到遏制。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某个具体个案上实现正义，也是出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关乎转型期的中国能否和平驶出“历史的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