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成都大邑县刘升（化名）22岁的儿子刘坤（化名）在崇州玩耍时，从西江河桥上落入水中溺亡。打捞公司找到尸体后，却其绑在桥墩上要额外的红包，最终家属给了红包，尸体得以被运上岸。
在死者为大的传统民俗面前，挟尸要价只会遭遇舆论鄙夷，因为同情弱者几乎已成为所有公共事件之舆论定式；再者，此般趁火打劫也显得过于强势，打捞公司将自己推向了舆论的对立面。
然而，不论孰是孰非，不论打捞公司“如果非要运上岸，就要包红包冲冲喜”的理由多么充分、多么能被信鬼神的底层民众理解，也不论打捞公司的专业程度以及事情的最终结局走向如何，整件事情其实都透露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公共救助体系竟然这般不完整。
假如当地有完善的公共救助体系，那么就不会出现打捞公司挟尸要价的场景，家属也不用最终付出两万两千元的巨额打捞费。该出现的，应该是公共救助力量在接到家属报警后，迅速组织力量将尸体打捞上岸，以便入土为安。
2013 年，广东东莞两名中学生不慎落入水库溺亡，学生家长怀疑捞尸人坐地起价，进而拒绝付钱，双方最终引发纠纷。2009年，荆州市3名见义勇为大学生不幸遇难，其遗体在打捞过程中出现的“挟尸要价”场景，深深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但悲伤与教训并未发生作用——目前我国在打捞遗体方面仍旧是千头万绪，一盘散沙，不仅没有统一的公共机构或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民间捞尸人或打捞公司的执业资质、营业执照也都不健全。民政、公安等部门遇到这种事情也往往以协调为主，并无相关执法依据。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起挟尸要价固然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但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事为契机，加紧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紧建立遗体打捞的公共救助体系，以及尽快规范遗体打捞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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