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已经培养了许多西方富人的品味：艺术、私人飞机、勃艮第葡萄酒和爱马仕包。但是，比尔·盖茨认为他们却没有学会最重要的一项——慈善。比尔·盖茨建议中国政府考虑采取以慈善资金抵扣税收等政策，鼓励富人们多做慈善事业。他认为，一旦富人们意识到慈善事业有价值并受到高度认可，就会自然而然的多进行这方面工作。（4月9日《新闻晨报》）
无论是慈善理论，还是慈善实践，比尔·盖茨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比尔·盖茨的此番呼吁，与其说，是在“教育”中国富人，倒不如说，是在“鞭策”中国的慈善伦理。从现象上讲，中国富人做慈善确实不积极，甚至很消极；不主动，甚至很被动。我们可以从社会责任、资本良知、财富品质、富而不仁等方面进行指责，同时，可曾想过他们的苦衷与难言之隐？
慈善好比一台电脑，在好的操作系统下会正常运行，速度很快；而在差的或落后的操作系统下只会缓慢运行，还会经常“死机”。眼下的中国慈善或是一台好电脑，缺失一个好系统，导致蜗牛般的运行速度，动不动又被郭美美们操作导致“死机”。像Windows XP这样优秀的系统都已退役，中国慈善的“陈旧系统”岂可留念？
慈善伦理需要“重装系统”，或者说，慈善，需要伦理重构，“系统重装”。慈善伦理决定慈善品质与慈善“钱”程。近年来，微慈善、微公益的兴起，给人以启示：慈善并非富人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微公益实现慈善价值，微公益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发现民间并不缺乏慈善潜能与慈善热情，但由于慈善公信力不强，慈善体制机制滞后，慈善透明度不高，从而导致公众的漠然置之。
慈善立法，不能让人再“等白了头毛”。“八年了，头发都等白了，但慈善立法仍然停滞不前。”2013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慈善立法研会议上，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感叹不已。不过，对于要不要“催生”这部“难产”的法律，体制内外却存在不同的声音。在法律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慈善伦理“光摸石头不过河”，慈善系统“光有补丁未重装”。
加快立法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慈善”，是顶层设计与“系统设计”，可以更好地释放慈善“正能量”。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系统维护”的长效机制，诸如，“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慈善”，增强透明度，增加监督力，重塑公信力；突破政府主导慈善的体制性束缚，让慈善走向广阔的社会，慈善的生命力在于民间；完善慈善的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发展与时俱进的慈善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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