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4月28日《新京报》）
各地纷纷下发通知，要求取消专职秘书。这些通知原本就是多余的，因为按照规定，只有正省部级领导才能配备专职秘书，而像曲阜市这样的县级市本身就不能配备专职秘书，本身就是违规行为。其实，在专职秘书乱象的背后，尤其是因此带来的腐败问题，并非秘书本身的错误，而是秘书的“上家”即其领导权力的不规范导致。如果说，取消专职秘书能够断绝在秘书身上的腐败问题，那么，领导权力本身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而可以想象的是，在取消专职秘书之后，仍旧存在着类似秘书工作的办公室以及综合处等部门。而专职秘书以及因此产生的腐败问题照样存在。
因为秘书引发的腐败问题，其根源在于领导权力的不规范，比如秘书往往代行了领导的部分职权，理应这样代行的权力攫取了自身的利益。而换一个思路想想，既然是秘书能够通过代行领导的权力来获取非法利益，领导本人岂不是更加如鱼得水？可见，只有将领导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领导权力的运行也在法治的轨道中，这样才能避免秘书滥用领导的权力获取自身的利益。试想，如果领导的权力都是透明的，都能够在制度的规范内运行，即使有专职的秘书，也不会产生任何潜规则的内容，因为秘书本身就是附属在领导身上的一种工作。
专职秘书的岗位本身的工作职责内并没有绝对的权力，更没有腐败的机会，一切腐败的因素都源自于领导权力的附庸导致。将领导权力进行规范之后，将专职秘书按照国家规定应该取消的都取消，应该配备的按照规定进行配备。这才是最终的命题破解的所在。限制领导的权力唯有的办法就是透明化，即将权力的运行都放置在阳光下，利用制度透明的原则将权力的规则晒在阳光下。而这样的过程，更是有利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进行，也就能够更为有力对领导的权力进行有效约束，无论是公众监督的约束还是法律制度的约束。
可见，针对专职秘书的腐败问题，釜底抽薪的办法仍旧是规范领导的权力，而取消专职秘书本身就并非制度创新而是一种对违规行为的清理过程。另外，在规范领导权力的过程中，对于取消专职秘书之后存在的类似专职秘书的部门和岗位也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避免出现取消专职秘书，却仅仅是扬汤止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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