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在某些官员看来，请客吃饭则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2013年被媒体称为公权的“禁令之年”，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再到“纠四风”，规范吏治、整肃官场成为了今年各地政府的重头戏。但这是否就遏制了官场舌尖上的腐败？答案或许并不乐观。（5月14日《新京报》）

    饭桌上推杯换盏，便能求仁得仁，这早已是人情社会最寻常不过的风景。民间如此，官场亦复如是。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对此总结得很到位：中国还处于口腔文化阶段，口腔文化特别发达。揆诸“舌尖上的官场”，此语尤能点睛。

    平心而论，热衷于饭桌上的吃吃喝喝，本无原罪，相反，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增进感情的重要手段。但若将饭桌移置于官场，“饭桌文化”或许就变得不再那么清爽。一方面，自我赋权冲动下，酒肉穿肠过，则极有可能意味着“规则了无痕”，逾越权力边界。另一方面，预算软约束下，海吃胡喝还可能是以挥霍财政为代价的，是对三公经费的滥用。

    数据或许更有理据感，2012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提到，2012年全国公款吃喝的开销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平均每天有超82万个公款饭局。还有专家表示，“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70%的精力都花在了酒桌上”。

    此般乱象，显然悖逆了起码的政治治理逻辑。从财政伦理讲，不论《预算法》，还是《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都对公款吃喝做了硬约束。比如后者就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务接待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的规模和比例。”“不得挪用其他预算资金用于公务接待”。每周十几次的公款饭局，全国公款吃喝规模高达3000亿，已然突破了财政伦理的底线。

    从行政伦理角度讲，社会契约逻辑下，民众将部分自治权利让渡给政府（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就应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每天都耽于公款吃喝，如何“为人民服务”？即便是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的上级接待，也是不是要适可而止？“每个工作日有3.6次饭局”，是赶考察接待的场，还是赶增进同僚感情的场？这值得怀疑。

    好在，这种“舌尖上的腐败”在2013年随着“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施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止。李克强此前在回顾2013年工作时表示，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这说明，相关部门只要有决心，严格预算，加强监督，明确惩戒机制，挥霍三公经费的行为，并非牢不可摧。

    酒局减少，公共价值之外，也为公职人员的私人生活释放了空间。比如有调查显示，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从不必要的饭局回归家庭，这对濡染良好的夫妻、亲子关系，大有裨益，能促进家庭和谐。而且，酒局减少，也有利于增益本人健康。正如有些人说的，“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次，‘三高’也降下来了。”

    也应看到，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开出好的药方，却并不一定意味着药到病除。严厉监督也并非全无死角。比如很多人意识到“外面不安全，到食堂里吃”，或者将茅台装进矿泉水瓶，诸多阳奉阴违，依旧擅行其道。

    这也就意味着，整治舌尖上的腐败，光靠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法规还远远不够。比如在惩戒机制上，针对公款吃喝，惩罚仅限于行政处罚、党内处罚，最多也不过免职。也正因此，有人提出将公款吃喝入罪、入刑，甚至提议设立“挥霍公款罪”，这样的思路，值得立法机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