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建安徽萧县市政工程的包工头杨永，被政府一直拖欠数千万元建设款，要债无果又不堪债务重负，绝望之下吞药自杀。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是政府拖欠承建商建设款，还是承建商拖欠包工头工资、材料款，已经形成了一种“前债未偿，后债又起”的债滚债现象。新华社报道以后，萧县政府高度重视并立即做出回应，目前已偿还欠款500万元，余款将在7月份还清。（6月29日新华网）
欠账还钱是自古的规矩。遇到用人单位欠薪，公众义愤填膺，政府积极帮助讨薪。萧县市政工程长期拖欠工程款不还，逼得包工头服药自杀，政府不是自打耳光、自贬信用吗？在我看来，政府欠账不还实际上是对政府言而无信的嘲讽。
数年时间过去了，新账早已拖成了旧账，政府承诺的还款时间早已过期。按理说，盐城当地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考虑到政府的脸面，会把欠账及时还上。令人费解的是，政府拖欠工程款逼得包工头借高利贷支付工人工资，最后无奈自杀，政府也没有还钱。笔者不禁想问，谁给了政府赖帐的权力？尽管新华社对此曝光以后，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还账。但是，值得追问的是，如果不是包工头走投无路无奈自杀，新华社曝光此事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结果又将如何呢？事实上，在新华社曝光之前，当地政府曾多次承诺还账，却一直没有还钱。
客观地讲，政府欠账难讨，与新账变旧账有关。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初签订合同的领导已经更换，负债工程的政绩是前任的，前任而留下的烂摊子要新领导来收拾，新领导自然不干了。但不管咋说，款是以政府名义借的，就得依照事先约定还钱，这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政府显然不能失信于民当老赖。而且上级有关部门要对当地负债工程进行责任追究与工程审计。负债工程的背后是否存在腐败玄机，都应该一一调查清楚。
进一步说，政府债务危机并非一地独有。审计署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虽说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了103740亿，但是除开财政支出，每年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有限。再者，有的地方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弊端显而易见：助推高价高企，增加征地、拆迁矛盾，造成国有资产缩水甚至流失。
有调查显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万亩基地”和“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在满足群众公共产品需要的招牌下，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形象，而且影响了地方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不但没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想方设法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乱收费、乱摊派。
但是由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为某些官员带来政绩资本，提供了权力寻租空间。某些官员只“秀”政绩，不问民生，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政绩一旦到手，职务升迁，拍屁股走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后遗症留给下任领导，最后形成了政府负债越积越多、积重难返的债滚债怪圈。
针对政府欠账不还的问题，当务之急无疑是及时还账，这是政府起码的底线。笔者也注意到，萧县方面已经承诺还账。但是，从长远情况看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把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纳入法制轨道，很有必要。相关部门要完善欠账还钱的监督约束机制，让官员树立诚信是政绩、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执政理念，避免政府欠债不还伤害民心。如果对负债政府没有硬约束，不仅民众利益受损，政府信用贬值，而且还会误导社会风气。
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前移监管关口，给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套上法律“紧箍咒”，让官员不敢随意负债铺摊子、上项目。并对地方政府举债比例、数额进行科学界定，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防止地方过度负债，从而守住政府欠债还钱的底线，修复政府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