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反腐需纪律与法律“无缝衔接”

来源:中央党校理论网 2014-07-29 17:12:06 责任编辑:贾东亮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的“打虎”行动有目共睹,人心大快,信心大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这对于巩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提升治理腐败科学化水平和权威性、效率性,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反腐法治化,既是法治建设增长极,也是治理腐败制高点。它有两大基础模块:一是立法,重在“立法必良”;二是执法,贵在“立法必行”。应当看到,这两方面仍有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法律“网眼”有疏有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个别有部门利益倾向的“恶法”成了反腐“拦路虎”,选择性执法造成肃贪压力衰减的“漏斗效应”等。

  众所周知,“权力入笼”是反腐必由之路。在我国,权力囚笼实有两重,即“纪律之笼”和“法律之笼”。这本是巨大优势,在惩治打击上可有倍增效果。然而,如纪律与法律间“缝隙”过大,或衔接不够有断层,却会带来反向效果,既造成执纪困境,也凸显法治滞后,甚至有执纪量刑“两头不靠”的尴尬。如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受贿案,公诉机关虽认为其捐往寺院的百万贿款属受贿,但法院却未予认定。围绕该案的争议,涉及司法技术,也直指深层法治理念。

  纪律和法律虽都有强制性、规范性,但不能简单画等号。法律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底线标准,纪律是对特定人群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的格式化要求;纪律标准通常高于法律,但违法成本却大于违纪成本。一旦“立法供给不足”,将导致违法乱纪成本低、收益大,甚至引发前“腐”后继的破窗效应。特别是,立法举措相较司法实践可有“延时”,司法环节尤重程序正义,但不能丧失法律对“假恶丑贪”的动态打击能力,以及对实体正义的维护彰显功能。

  按照中央部署,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纪律防线和法律底线是打造“三不”机制的“双保险”,党纪与国法需“无缝衔接”,加大违纪违法成本,既以问题导向补齐法治“短板”,又把行之有效的纪律上升为法律。除修改刑法加大腐败犯罪惩戒力度等选项,还应聚焦执纪重点。如2009年浙江某镇卫生院院长44万余元公款吃喝玩乐案,法院全额认定为贪污款并判刑11年,已打破“刑不上吃喝”。当前,治理公款吃喝应借鉴“网络谣言入刑”,适时将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入罪。而将“裸官”治理纳入《公务员法》框架、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打击“愈贿愈富”的行贿人等,亦可提上修法立法议程。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大盘子”中,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备受瞩目。把改革红利、政策条件转换为法治资源,也是当务之急。如从宏观看,应将办案以上级纪委为主等改革固化到《行政监察法》等现有法治架构;从微观看,理顺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责与关系,加强衔接配合,对案件移送、调查取证技术和办案证据转换,罪与非罪的认定等,给予“更给力”的法律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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