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位于深圳莲花山脚下的展鹏足球场结束了长达12年的运营。据悉，这片每周可接纳约300支业余球队的绿茵场或将被两栋高档写字楼取而代之。在今年年初，得知展鹏被规划为商业用地、面临拆除之后，一些球队发起了“反对拆莲花山球场建高楼之全民大签名”活动，截至到3日凌晨两点，已有28740人投反对票，比例高达95%。（9月4日《扬子晚报》）
深圳莲花山展鹏足球场关门打烊了，这事儿在当地媒体圈形成姿态截然的两种格局：一者强调民生，张扬踢球者的权益；一者主张法治，提醒球场的非法性质。煽情还是理性，似乎是个哈姆雷特式难题。
情感上说，十多年陪伴，纵使一首老歌、一盒CD，多少还令人怀旧，何况，偌大一个足球场，青春与激情，成长与记忆，而今剧终谢幕，市民多有不舍，也是人之常情；法理而言，这样一个足球场，却是鸠占鹊巢，霸着政府储备用地的位置，不清不楚地干着商业运营的勾当，何况，背后的诸多账单还暧昧纠结着，就算不拆不关，也是“一朵奇葩”，吊诡地反讽着程序正义。
数万人投票反对，这也是扎实的民意。在展鹏之前，深圳已有至少8座业余球场先后被拆掉。球场越来越少，造成不少的草根足球队为了踢场球而不得不四处“打游击”。这是问题的根源。据当地文体局称，不完全统计，在全区范围内共有57个大小不一的足球场，其中有部分属于学校管理，未能全面面向市民开放。换句话说，拆不拆展鹏足球场，其实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拆了之后，这些球队该怎么办？
这里显然是两个层面：一是背离法治的煽情，无异于胡搅蛮缠。目的良好，也好考量手段。球场虽好，还得看是否合法。早在2012年，由于深圳儿童医院停车难，占用国有储备用地的展鹏足球场被“切一刀”。彼时，尽管有争议，但谁都对展鹏足球场“涉嫌违法侵占国有储备用地”的事实了然于胸。而今，两年过去，公众对底线的法律有了更多的定力，即便在“唐慧事件”等热点议题上，也加深了“个体极端意见诉求的表达不能左右司法”的共识——于此语境下，真相再不梳理、是非再不厘清，多打几场球固然很爽，但是，“展鹏”必将成为城市法治进程中的一个怪胎，其背后的利益传闻、执法与监管责任也越发刺目。
二是球迷的合理诉求，也要找到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就像不少人说的，展鹏球场既是非法用地，“被拆”就天经地义，这背后有什么利益纠葛，非深圳市民也不会太过关心，但有一个事实无法遮掩：市民原本就有限的健身、运动空间，正在被高楼大厦所侵蚀、挤压，这也是外地球迷感同身受的主要原因。那么，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地方部门能不能推进两件事：一方面是加快现有运动场地的开发与开放，提高既有场馆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更要着眼长远，尽管寸土寸金，还是要在前置规划阶段考虑为体育产业多辟一方绿洲。
这事儿让人联想起上海鲁迅公园，休整一年后最近重新开园，第一天清晨4点，一拨拨人马就摩拳擦掌准备“抢地盘”。开门后，大妈大爷们迅速圈地占位，太极拳队和交谊舞队之间还起了肢体冲突……这些烦恼，这些遗憾，在具体是非背后，还是公共资源捉襟见肘使然。
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4亿，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2平方米，远低于日、韩等周边国家平均水平。国务院9月2日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那么，深圳“一个足球场的告别”，能否成为新球场的开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