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为此，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这个罪名的设置就将感情投资的问题解决了。”（9月28日京华时报）
现行刑法规定，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据此，除非是“索贿”，其他的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当初，设置“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基于防止扩大打击面的谨慎，借此可以更好地区分“受贿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
结果却是，贪官皆以“礼尚往来”作为狡辩理由，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成逃避刑责最好的借口。虽然无论何种形式的收受他人礼金，都属八项规定之类文件严禁之列；只不过，“只违规不违法”让震慑效力大打折扣。倘若刑法修正案增设“收受礼金罪”属实，显然是为了改变这一现实——礼尚往来收受礼金等行为，此后同样将以违法行为惩处，这看上去的确是严格追究贪腐刑责的好事。
可问题在于，除了量刑更轻之外，收受礼金罪与受贿罪的区别究竟何在？——何谓“利用职务之便”？如果某人不在某个位置，还会有人无缘无故送钱吗？同样，何谓“为他人谋取利益”？奔着位置而去的贿赂，即使看上去官员并未为他人谋利，可这样的“感情投资”，谁说不是受贿？在我看来，“礼尚往来”与收受贿赂，其实不难辨识，只需看送礼者的身份即可，非亲非故，一律不应视为“礼尚往来”。
但是，一旦增设收受礼金罪，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真正亲戚间的礼尚往来，肯定仍然不属犯罪之列；另一方面，很多非亲非故的礼金，将以量刑更轻的收受礼金罪追责，而不是以量刑更重的受贿罪。——明明同样都是贪污受贿，凡是司法机关不能证明其“为他人谋利”，即可获得事实上的减刑，这究竟是处罚更严厉了，还是司法漏洞更多了？
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92个国家出台了禁止违规收礼的法律法规，美国一些州立法禁止向公职人员赠送任何礼品，连一杯咖啡也不允许。不仅《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很多国家对受贿罪的认定，都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增设一个量刑更轻的新罪名，而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合理制约，将收受礼金行为一并纳入受贿罪惩处。
更何况，如果真的仅仅只是收受礼金，并不应该追问刑责；之所以要立法追责，说到底还是因为，此收受礼金实乃变相贪腐受贿——明明是受贿，又不以受贿追责，岂不自相矛盾？法律需要明确的，是礼金与受贿的分野，比如，直接明确哪些人之间、多大数目以下的交往行为，可以视同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其他皆视同受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既要在礼金里区分出收受礼金罪的“礼金”，也要在受贿款里挑出一部分视作收受礼金罪的“礼金”。
礼金就是礼金，赃款就是赃款，偏要在两者之间和稀泥，留下的必然是司法的漏洞——前有收受礼金罪掐头，后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去尾，还有多少贪污受贿能判受贿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