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在历史上各有其产业特点,已经形成显著的产业分布特征。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知识经济等优势;天津依靠天津港,拥有加工制造业和海运等优势;河北则以钢铁产业、煤炭产业、电力产业为主,拥有重化工业和资源等优势。由于本身产业结构偏重,河北多年来扮演着“中国烟囱”的角色。(12月8日《长江商报》)
经济与环境的纠结,比选择除夕还是初一放假要复杂许多。在环保部今年10月公布的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中,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中河北占据了七席。“APEC蓝”的呼声犹言在耳,“环境差评榜”的压力时时倒逼——“中国好烟囱”也会坐不住。
河北在环保中的作为,处在一个尴尬又难言的地位。一来,从区位地位上来看,河北“压力山大”。《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早指出,京津冀三地仍需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强调分工和定位,即北京是一个知识型区域,天津是一个加工型区域,河北是一个资源型区域。譬如历史数据显示,首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最终,首钢集团确定,将石景山作为总部,生产功能全部迁往唐山曹妃甸。二来,除了经济结构调整上的承接压力,政治性转移压力也不能忽略。为保障“APEC蓝”,河北省有2000多家企业临时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这是奥运会后中国动用力量最大的一次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为治理北京环境,产业转移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河北有河北的历史,重化工业等倚重的结构模式,未必就是思想观念的主观因素所致。这些年,在治理雾霾、改善生态方面,给力作为也不鲜见。譬如“邯郸一天拆246根烟囱,100天拆1026根”;又譬如今年9月,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已宣布,将于2019年前,在南非建设一座500万吨产能的钢厂。制度设计而言,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随之,河北省也紧锣密鼓地出台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河北省钢铁水泥电力玻璃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未来10年,河北省计划将钢铁、水泥、玻璃等制造产能部分转移向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以便削减过剩产能、管控污染排放。在政绩考核机制未曾转身的语境下,结构调整的压力、产业历史的压力、就业等民生刚需的压力……可能都会在“烟囱”的坐标上游走不定。
当然,全面深改为“中国好烟囱”的转身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与契机:一方面是转身的代价不至于成为“两面不讨好”(上面的GDP偏好,下面的财税偏好);另一方面是转身有了更多的制度的支持(譬如限产治霾的共识和政策出台等)。假以时日,河北走出环保差评榜,也不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要记得,早在2004年,唐山也曾获得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只要有心,只要得力,“365蓝”也不是天方夜谭。“中国好烟囱”要转身,轻巧的是姿势不负众望、赢得民意点赞;而沉重的,则是转型的阵痛,以及对衍生成本的理解与分摊。不过,再难的路,总要往前走,毕竟,“心肺之患”,总不是我们的梦想。
(作者:邓海建 霍俊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