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纪委监察局1月7日透露，为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该市设立“廉政账户”，只要在收到“红包”之日起1个月内缴入“廉政账户”或上交市纪委监察局，一律按拒贿对待，不追究收受人任何责任。截至目前，衡水市设立的“廉政账户”已接受有关人员上交礼金18.2万元、100克金条一根。（中新网）
在全国各地反腐倡廉利好消息风传之时，“廉政账户”的设立也成绩斐然。作为官员自我救赎的通道，为他们提供了主动上缴收受的“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礼金”的渠道，在反腐倡廉中发挥了其独特的功能。可是很多不该出现的现象也不禁让人喜忧参半。
如：安徽省魏力生收受他人款项49笔，计现金327万余元、购物卡31万元、银行现金卡0.8万元、黄金1300克。与此同时，魏力生上交“廉政账户”资金仅75万余元。
再如：温州市4月底前，其“廉政账户”总额仅40余万元，当地政府发出“严打”风声之后，至5月25日下午，廉政“581”账户余额猛增，该账户余额已近80万元人民币。加上其他款项存款总额已超过110万元。
温州“廉政账户”余额猛增难道不能说明一个问题吗？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个“魏力生”呢?由此推之，衡水“廉政账户”里的礼金也不一定就是官员的全部额外收入吧？
还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设立“廉政账户”的省市，只要主动上交了，不论多少，就是廉洁了，“一律按拒贿对待，不追究收受人任何责任”，可是没有设立“廉政账户”的省市呢？他们的公职人员受贿必然法办。那么，“廉政账户”制度不就成了地方政府主动给属下架设的一个“保护伞”了吗？“一国两制”？“一省两制” ？“廉政账户”居然成了某些省市受贿者“挡箭牌”，居然为他们提供了腐败的“避风港”。
我国现在坚持法治反腐，从法治角度“发力”。按照《刑法》中有“自首和主动退赃从宽处理”，按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司法解释，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提出过“廉政账户”。那么这项举措只能是一种地方行为，它可以给受贿者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但是不能成为“不追究收受人任何责任”一种法律依据。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反腐工作中，拍蝇无死角、打虎无禁区，必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去做、重典治腐，才能对贪官污吏形成巨大震慑。但“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逃罪办法诡异多端。总有些人抱着侥幸心理带着“面具”上场，他们都如“魏力生”一样，在拿“廉政账户”当道具真情入戏的“表演清官”。此时的“廉政账户”已经成为贪官的“遮阳帽”，他们利用“廉政账户”与执法办案人员周旋，争取玩游戏、打游击的时间，反腐的曲终人散之时，将是他们原形毕露之日。
所以，反腐工作光靠某些领导干部的“良心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如果真正的清廉就不会开豪车、住豪宅、收贿赂、拿礼金。“廉政账户”运行模式要发挥其作用，就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一定要增加它的“透明度”，将上交信息公开化，接受全社会人民的监督。“小额礼金”“实名制”上交“廉政账户”，“大额资金”仍应交到纪检监察部门。只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监管反腐败工作力度，解决好“廉政账户”的弊端，制定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堵住“魏力生”们钻漏洞，存多报少，蒙混过关的机会，才能杜绝“廉政账户”成为贪官逃避追责的“保护伞”。才能防止被调查者拿出其他人上缴的单据移花接木、逃避侦查的可能。公职人员既然有拒腐防变的决心，就不会担心和拒绝上缴时填制实名。当公职人员被举报案发后或启动调查程序后退赃无效，才能拿掉“保护伞”，把腐败晒在阳光下，才能整治腐败的“病根”，从源头上杜绝投机分子的“歪门邪道”。这样方能使“廉政账户”成为真正的反腐利器。
“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破除“权钱交易”的根本就是法制。唐朝魏征有“守成则难”的慨叹，它穿越时空并发人深省；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群众会加倍失望，更无法向历史交待。反腐败当然可以推行新的举措，但一定要在法治之内，不能法外开天窗。地位再高的老虎也要打，情节再重的窝案也要查。不能仅仅一个“廉政账户”的举措就不再追究收受人任何责任。这样政治风气才能为之一新，党心民意才能为之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