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历史无法割断,仰望星空还须脚踩大地,因此,研究和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注意“我们从何处来”(即依法治国的背景条件),既避免法治悲观主义,又防止法治浪漫主义,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我觉得,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依法治国的背景条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是在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整个政治制度而独往独来。西方国家是法治的先行者,但他们推行法治的政治制度与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不同的。例如: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发动机。西方实行的是两党和多党竞争制度,我们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西方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和两权分立(如英国议会内阁制),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制。
国家结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西方实行的是联邦制和单一制,我们实行的虽然是单一制,但又有在单一制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
西方实行的是文官和政务官制度,我们实行的是以党管干部为原则的公务员制度。
西方实行的是军队中立于政党、只隶属于国家的制度,我们实行的是党领导军队原则。
诸如此类差别,还有不少。而这些差别都是由不同的历史选择和现实需要带来的必然性差别。
第二,我们是在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发阶段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历史相比,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是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而我们目前却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双转型”；与西方现阶段相比,西方已是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人口占国内人口的60%到70%,呈现“橄榄形”社会结构,而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是“哑铃式”结构,黄金发展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
第三,我们是在既要坚持反封建、又要坚持反“全盘西化”的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的。学界追溯西方民主法治的源头一般都从古希腊和古罗马说起,因为西方的现代化大都以“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的方式展开；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侵略者武力押送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再到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主要是在如何借鉴西方的过程中推进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过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所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不只这些。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在坚持反封建的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反“全盘西化”。近代以来孙中山等有识之士都是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解释为“社会主义”,他不照搬“三权分立”,而根据中国历史传统提出“五权宪法”。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来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以上所论中国依法治国背景条件的特殊性提醒我们,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确实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坚持循序渐进地推进依法治国。如果照搬别国的模式,必然会发生长期的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经济文化等急剧倒退；即便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那也是一个位居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之后的二三流附庸国家,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作者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