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统一安排，目前，各级组织部门正在对干部人事档案分级、分批展开系统专项审核，各级别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档案均将纳入审核范围，直接向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亮剑”。记者采访发现，在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履历，将背景材料整体“洗白”，成为一些地方干部人事管理的“潜规则”（据2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干部档案是记载干部基本信息、政治思想、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全面地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私自将档案材料进行修改、变动乃至整体造假，等于是在组织面前给自己“换”了一副没有任何瑕疵的包装，这不仅是品德上的极不诚实，也是在蓄意掩盖某些事实对上级组织和领导进行欺骗，而从媒体报道来看，干部档案造假已经远非个案，在某些地方甚至已经成为较普遍的“潜规则”，任其发展下去，不但破坏干部队伍整体建设，损害社会公平，甚至会给国家各项建设造成巨大损失乃至危及政府安全；同时，这也是滋生权力腐败最“肥沃”的土壤。
干部档案造假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用掩盖某种事实的手段来欺骗组织以实现职位的升迁和重用，潜在的目的更是昭然若揭，无非是要通过权力变现更多更大的个人利益。对于干部档案造假这一“毒瘤”，采取任何严厉措施予以铲除都非常必要。但是，只要通过档案造假能够达到升迁目的并能够谋取巨大的利益，仅靠“物理性”的铲除非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促使某些人以更隐秘的方式来不断造假，很可能会像“割韭菜”一样，去掉一茬再生一茬，因此，在对干部档案造假问题进行严查深究的同时，更需要在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上，进行大胆的改革和探索，让档案造假干部不但实现不了升迁提拔的愿望，反而还要搭上饭碗不保、声名狼藉的后果。
之所以有那么一些干部，冒着“背信弃义”和违背组织原则，甚至不惜采用违法手段绕过层层监管去篡改个人档案，就是因为通过“假包装”可以实现升迁提拔获得各种利益，比如广西通报的一名涉嫌造假干部，从外省调入时仅为副科级，通过年龄、履历造假“洗档案”后，一跃成为正处级干部调到广西任职。档案轻松的一改，就能瞒天过海由副科到正处，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这仅仅是档案造假的结果吗？无论干部调动、升迁、提拔，都需要经过多重考察程序甚至“公示”，如果这些环节不出问题，只凭“假档案”焉能官升几级？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在干部提拔任用机制上存在较多问题，使得各项监管乃至考察流于形式，才使得“假档案”既有市场又有用武之地，才酿成干部档案造假犹如病毒一样不断扩散蔓延。
其实，在现代科技和通讯技术面前，要识别干部假档案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在高明的造假手段，也未必能经得住一个电话的追寻，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河北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性别是真的外，姓名、年龄、履历均是假的，其档案中90多枚公章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假的。而事实上早在被群众举报、相关部门查处之前，王亚丽浑身是假在石家庄官场中就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不是其过于贪婪导致事发，王亚丽很可能还会被提拔，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单纯假档案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众多因假档案被查处的干部，几乎全部来自群众举报，极少有被相关部门主动查处的案例，这正说明不是他们的档案造假技术太逼真，而是我们干部提拔任用的程序、机制存在问题太多，监管考察部门履职责任“太假”。
平心而论，在干部升迁提拔过程中，我们的程序设计和监管考察并不存在过多制度缺陷，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为权力操纵的成分却是显而易见，本应量才使用却成了任人唯亲，本应公开透明却往往成了“暗箱操作”，本该集体研究实际上却是“一把手说了算”，甚至还出现过极其荒谬的“买官卖官”，在这些权力操控面前，监管流于形式，本该严肃的任前考察也不得不成为“走过场”，假档案不过是一张粗劣且掩人耳目的“护身符”，干部升迁提拔的决定权过于集中甚至某个人“说了算”，才让假档案有了用武之地。
干部档案造假的危害性与恶劣程度自不必赘言，但假档案只是我们干部升迁提拔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表象，实质问题是在假档案背后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唯有通过对干部提拔任用机制的改革，理顺并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让假档案非但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反而会因此进入“黑名单”，干部档案造假才能最终绝迹，颇感欣慰的是，这么多假档案被曝光和查处，也正显示出我们干部任用机制正在步入风清气正，能够通过对假档案的严肃追究查表治本，亦不失为理性科学之策，然健全和完善并不断探索科学用人之道，依然还需要大胆改革和不断创新，且不仅重要更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