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信阳市政府处理“干尸男童”王志强事件工作组，向家属公布了本案的责任划分：死者王志强自身患恶病承担70%的责任，死者父母监护不力承担15%的责任，救助站管理过失承担15%责任。（6月9日《新京报》）
按照这份责任清单，王志强之所以沦为“干尸男童”，大概主要就是怪自己身子太不争气了。
这个结论是冷血而残蛮的：第一，它似乎默认了一个事实——老弱病残去救助站，等死的风险太大，因为身患恶疾的公民，救助站是不负“主要责任”的。那么，救助站既然不能救助弱势者，它的价值与意义何在？第二，就在不久前，地方政府给出了“处理意见”，警方、民政、医院相关部门18人被追责。既然如此众多的公职部门存在“失职行为”，那么，生命需要多么彪悍，才能闯过死神之关？
从走失到干尸，几乎在每道关口，都盘旋着“失职”的秃鹰。最终，孩子惨烈而死，却被判自身及家属承担85%的责任，这份责任清单，着实把公权责任撇得清清爽爽。更奇葩的，是赔偿金计算方式：根据这份清单，死亡赔偿金20年共487829元，丧葬费是19402元，交通住宿费1万元，王志强父母双方的误工费42410元。这个总数看起来还算正常，但乘以15%的责任比例，就剩下区区几万块钱。问题是，不管救助管理责任是“一成”还是“零点一成”，因为这种责任而造成的误工等损失，也可以如此“分摊”吗？
一连串的失责，只须担责15%。这样的自查自纠，在死亡赔偿上，耗尽了生命的尊严。一个孩子死了，最严肃的处理，也只是点到“撤职”而已。更要命的是，背后氤氲的诸多疑问，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孩子有没有挨饿、救助运转程序有没有明显BUG、“救助不力”的细节究竟多么不堪……这些问题，仍是猜想。唯一有案可稽的，是去年12月，信阳市救助站将一名17岁患病走失男子何正果送入信阳市精神病院，男子以无名氏的身份“猝死”于精神病院。信阳市民政局以“工作人员没有恪守准则”为由，予以救助站站长李明停职处理。救命的地方，屡屡诡异惊悚，与今日“15%”的责任，当真是相映成趣。
制度的完美，堵不上实践的漏洞。去年，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热映，公安部明确否认了影片中“失踪超过24小时，警方才会立案”的说法。相关部门甚至多次重申，“儿童失踪案须按命案侦破”。至于救助制度，从未缺位，甚至北京、广州、郑州、宝鸡等地，都已建立专门的流浪儿童救助中心。那么为什么，王志强还是死在救助之后呢？眼下而言，也许这个“15%”的责任，准确无误地表白了少数基层儿童救助行动的“真心”。
不过，既然有了大张旗鼓的问责，又怎么对得上不到两成的责任分担？有关这个谜题，起码还须搭配一份有说服力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