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后首场大面积雾霾天气来了，秸秆背着“黑锅”闯入人们眼帘。10月5日到17日，20个省市区监测到862个疑似秸秆焚烧的着火点。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青说，秸秆露天焚烧目前不能说跟雾霾有直接关系，但肯定会对大气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各地的宣传也如火如荼，“飞机已经上天，地里不准冒烟”，可农民为了种地，宁愿被拘留也要烧秸秆，白天有人查，那就晚上烧。（央视 10月20日 新闻1+1）
秸秆焚烧成了“猫鼠游戏”，上自中央，下到地方，卫星无人机标语都用上了，甚至在田间地头人盯人，可效果还是不好，农民仍旧变着法去点火。农民并非不知道秸秆焚烧的害处，自己可能遭遇罚款甚至拘留，烟尘里的PM2.5和PM10有损大气环境，让更多人成为受害者，政府部门耗资巨大的宣传则功亏一篑。
出现这种多输局面，看上去是农民过于顽冥不化导致的，可实际上，这种貌似不理性的博弈策略，却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秸秆是农民私有物品，农田的下一季农作物也会产生预期收益，两者发生矛盾了，农民肯定会选择得利最大的，即为了保证及时播种不得不焚烧秸秆。秸秆本身也有价值，但对农民来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焚烧成本最低。如今，政府部门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说到底就是在个人私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强烈冲突时，农民原本就不多的利益，再一次被牺牲了，必然会遭遇抵制。
换言之，政府在治理秸秆焚烧时应堵疏结合，不能忽视农民的损失，需完善补偿机制。显然，只有农民能从禁止焚烧中得利时，才会积极支持政府规定。
一则，应当整合现有补贴机制。现在很多补贴并没有落到农民头上。农机补贴由于投入太大，大部分农民缺少配套投入。秸秆燃料的补贴则补给终端，农民并非唯一受益者。故此，应当调整补贴机制，让农民获得补偿，而不是其他群体。
二则，要建设区域化治理平台。秸秆焚烧飘散的PM2.5和PM10并不局限于村镇县等行政区划，可治理方式却受限于行政区划，因而需要跨区域的治理平台，就像京津冀联合治理雾霾一样。
三则，继续挖掘秸秆的新用途。比如，收割机直接将秸秆粉碎成土壤易吸收的肥料，或者与畜牧业等合作形成产业链条。而秸秆燃料、秸秆发电以及生物技术，需要形成循环经济。
四则，法律破局才能管好秸秆。禁止秸秆焚烧的法律文件，包括国务院规章制度和地方政府的立法，局限性很强，联合执法时也底气不足，甚至相互推诿。农业体制和种植结构还会持续，大气污染和环境保护的立法不应忘记秸秆焚烧。
总而言之，治理秸秆焚烧很难一蹴而就，但通过利益调整，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农民入伙，秸秆灭火，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才能不打折扣地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