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为帮助贫困学生，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得石镇中心校在网上发帖，希望网友能为孩子们捐赠一些御寒衣物，很快，爱心衣物就从四面八方寄来。8年来，学校收到的衣物越来越多。“今年已累积收到了数十吨衣物，学校只有260多个孩子，这些衣服完全用不完，希望爱心人士不要再捐了！”（11月24日《华西都市报》）
献爱心，捐衣物。这几乎是每代人的童年都体验过的“慈善模式”。不过，其实我们也很少去思考：那些被救助对象，他们也在变化，也在成长。世易时移，“爱如潮水”没错，但泛滥成灾，终究也成了甜蜜的烦恼。
11月23日，得石镇中心校校长看着成堆的衣服发了愁，目前在学校存放的大概有2吨多衣物，另外，还有近1吨堆满在邮政营业厅没来得及领取。爱心衣物太多，就算当垃圾扔了，还得有个妥善的处理之所；而邮局就更痛苦了，本来地方就不大，这些衣物圈地而居，不派送出去就转不开身了；校方若想转增给真正需要的地方，邮费又成了不可承受之重……更要命的是，“估计再过10年，还会有衣服寄来。”
这样的尴尬，其实对应着三重现状：一是粗放的民间捐赠，必然要遭遇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冷热不均的，设局挖坑的，不一而足。对于每年新翻到“求助帖”的网友来说，遥远的困顿就成了近切的求助。十几年前的网帖，可能会在这种无力考证的“爱心接力”中，无限期地承续下去。二是求助容易，谢绝捐赠太难。困局是暂时的，一旦爱心涌流而纾解了眼下的困境，过多过滥的爱心资源，其实就陷入了一种低效而浪费的恶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助者有必要“事后发声”，通过既有的求助路线，告知问题已解的现状——这等于给事前求助追加了一份有效期的声明。
更重要的是，民间慈善点对点的救助路径很容易陷入“刻舟求剑”之悖谬。比如提及希望工程，很多人还是下意识地会想起“大眼睛女孩苏明娟”，但20多年过去，她已经成为“一身碎花裙，一头披肩发”的成熟都市白领。可问题是，即便是今天，初次看到这张招贴，还是有很多人想把钱捐给“照片上的小女孩”。
这些年，在红会风波后，很多人开始迷信原始而粗放的点对点捐赠。不过，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捐多少才算“够”、捐的财物怎么监督、有限捐赠资源如何最优化利用？这些核心症结，在“微信救助”或“贴吧求援”等事件中，凸显得越来越频仍。
近日，我国首部慈善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与之对应的，是慈善事业勃兴又纠结的现实：《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境内接受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突破千亿元大关。有数据说，“全中国一年收到100块钱的慈善公益捐款，有65块钱来自于私人和民间。”但不得不说的是，由于机制体制的因素，慈善公信的重塑与构建，还“在路上”。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仰仗点对点粗放捐赠的“可靠”，而继续漠视机构慈善与慈善机制的建设，超载的几十吨“爱心”，也许就永远找不到破题的路径。
哪些学校缺衣少食，哪些爱心最该往哪儿去……大数据时代、互联网+背景下，救寒济困的爱心，总不能退回“自说自话”的老路上去。共识必须清晰：困难群体要不至于因爱心“饿死”或“撑死”，成熟的慈善机制，是唯一正途。（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