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等8个方面提出了降低企业负担的举措。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柔化”，也即“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统筹兼顾企业承受能力和保障劳动者最低劳动报酬权益。这意味着，未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平衡各方的利益关切。
应当承认，适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政府的主动作为，也是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负担持续较重的客观反映。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各地这一标准的调整速度明显放缓，幅度也有所下降。对此，有一些观点认为，最低工资调整既要考虑企业负担，也不能偏离工人增收的目标。那么，能不能做到“甘蔗两头甜”、实现和谐劳资关系，尤为紧迫。
追本溯源，最低工资制度的设立与“双休日”“小长假”的设立，道理颇为相似，都体现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相对资本与技术等“强势要素”，劳动者、特别是底层的劳动者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们的工资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必将被不断压低或变相压低。因此，维护最底层群体的最基本利益，永远是第一“价值位阶”，也是最低工资制度的生命力所在。
然而，凡事总有另一面，在企业销售日渐窘迫、成本居高不下的状况下，最低工资的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味施加压力，不少民营企业可能选择裁员或者干脆破产、跑路了事，实际上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绕开、回避最低工资的“土办法”，这事实上更不利于最低工资的实现，不利于劳动者增收的持续性。所以，在“保基本”的前提下，不妨灵活处理最低工资的“增值”。
这么说，不等于最低工资不要了，也不等于执法的宽严标准发生了变化，改变的其实只是新增部分，不像往年涨得那么多了。从国际经验来看，最低工资的制度本身、逐年增长的机制是有着明确法律安排的，但是增多少、怎么增，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经济大环境、企业小环境来调整，给予各地相机处理的权限也较为可观。在这方面，未来的宏观调控应继续借鉴。
工人的工资，是全社会消费的“主函数”，进一步构成企业的中长期收益；企业的利润，是扩大再生产、促进大家持续增收的基础，构成国家税赋、金融信贷以及转移支付的红利。两个方面都不能偏颇，两个领域“互为表里”，一个都不能少，应当统一于市场经济法治化调控的大框架中。顶层设计已经付梓，下一步就看各地如何“打基础、利长远”，把好事办好了。（井桥夕）
